9月23日，2022年来宾市兴宾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村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在良塘镇王瓜村委定甲村举办。活动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氛围，全面展示兴宾区民俗活动的独特魅力，助推兴宾区文化、旅游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活动现场锣鼓喧天，醒狮、锣鼓、舞蹈、唱歌等轮番上演，热闹非凡。“庆丰收·迎盛会”农民趣味活动摘豆角比赛、绑豆角比赛、“美甜”杯豆王争霸赛同时进行，种植户踊跃参与活动，让在场的观众看得不亦乐乎。兴宾区以新的庆祝形式突出地方民俗特色，积极展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带动全社会共同感受农耕文明的魅力。 　　据了解，兴宾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围绕“粮食稳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今年以来，兴宾区“三农”工作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上半年实现农业总产值30.39亿元，同比增长6.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66元，同比增长6.9%。 　　近年来，兴宾区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全面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落实一系列的优农惠农政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形成了粮食、甘蔗、蔬菜、水果、畜牧、水产6大产业，是全国最大的县（区）级糖料蔗基地、国家千亿斤粮食生产基地县、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县、来宾市重点“南菜北调”基地县、广西生猪调出第一大县。2020年，兴宾区现代农业再添“国字号”“省字号”招牌，成为广西首批通过“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认定的县（区）和全市首个通过“自治区级农产品加工聚集区”认定的县（区）。 　　目前，兴宾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83.89万亩，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41.1万亩，划定糖料蔗生产保护区面积为142.7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达96.5万千瓦，各类拖拉机拥有量达4.1万台。作为自治区级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兴宾区建成规模性地头冷库12座，总容量7800立方米，现有规模性冷链物流企业3家，总容量1.1万立方米。建成大型农产品保鲜仓库2家，仓储总容量约35万吨，新建规模性选果物流场17家，总占地面积2.95万平方米。 　　下一步，兴宾区将在粮食安全生产稳定的基础上，让群众把土地流转出来，大规模使用现代化种植技术，让群众增产增收。

从世界经验看，农业农村现代化通常会表现出“同步性、异步性、专业化、可达性、一体化”等标志性特征，但各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却不尽一致。对比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发现不同国家在各自的约束条件、制度环境乃至历史机缘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还进一步反映出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相对性关系、城市化中后期的城乡人口波动与逆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后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特征化事实。开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必须处理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交叠界面”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即解决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差速问题”，构建更为完整的乡村建设行动约束框架，稳步推进乡村空间秩序与治理秩序重构，并为农政体制改革选取适当的参照标准。 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庄严向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从全球范围看，现代化是工业化、城市化升级迭代并不断从原生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的过程。后发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现代化进程的“最后一步”，又面临着特定发展问题的叠加和约束，从而带有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含义”。探寻和总结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首先要对世界进程有所把握，同时再叠加考虑不同政治经济约束条件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的论题宽泛，要在有限篇幅内进行深入讨论，一个可行思路是把研究边界限定在从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到农村现代化开始启动的“交叠界面”，重点研究不同国家在这一阶段的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和路径选择等关键特征。本文主旨是总结主要发达国家在“交叠界面”上协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经验，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征化事实和中国式道路进行讨论。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若干基础性认识 1、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门阶条件 农业现代化一般出现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会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从世界经验看，这一过程中若干经济社会指标会因量变积累逐步产生质变，当相关指标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已经处于门阶之上（见表1）。目前，中国部分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门阶水平，但个别指标尚有较大差距。 2、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志特征 农业农村现代化越过门阶水平或者基本实现之后，除了上述经济社会指标的变化，通常还会呈现出以下标志性特征： （1）同步性。同步性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同步上升，农业增加值绝对水平上升而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同步下降，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乡村人口比重同步下降的趋势。 （2）异步性。异步性是指在现代化早期，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比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得快，现代化进程中后者下降速度加快，两个指标逐步趋近的现象。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都表现出类似特征，目前这两个指标的差值一般都在1个百分点以内。 （3）专业化。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农业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既包括了产业链分工的细化，也包括了区域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作为经济分工的扩散效应，社会治理、公共政策的专业化水平也会不断提升，最终表现为乡村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相对分离。 （4）可达性。现代化起步阶段，主要是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现代化中后期，衡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乡村公共服务的可达性。高等级设施和服务或许布局在城市，但乡村居民可以通过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分享，城乡居民享受的服务无显著差异。 （5）一体化。如果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置于经济社会全局来考虑，则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首要标志是城乡各类要素的边际福利产出基本一致，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和非制度壁垒基本消除，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走向成熟。此外，还包括城乡在产权制度、公共机构、治理体制等方面的一致性，这实际是现代化在城乡趋同的结果。 3、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参照标准 国际比较研究中往往涉及参照系选择，也就是对标哪个国家、哪个阶段的问题。一个通行的做法是根据人均GDP水平、人均收入等指标来确定对标的发展阶段。 202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很多人提出可以直接对标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按当年价格计算约为1980～1985年前后）农业农村政策的调整策略，这其实存在不少认识误区。首先，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的10000美元所反映的购买力、财富水平、发展潜力是全然不同的。其次，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绝对水平的差异，人均GDP等指标只对宏观进程和逻辑序列的判断有帮助，但无法支撑具体的政策方案。再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门阶条件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指标的集合，要充分考虑不同指标之间的同步性和异步性关系，不能用单个指标或少量指标的情况来映射总体。 研究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推进的经验规律，关键是定位于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的“交叠界面”。从发展演进的定性特征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交叠大体发生在1950～1990年之间，其中1970年是以农业现代化为中心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的关键时点。因此，就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范畴而言，1970年前后发达国家的政策经验对当前中国更具有参照价值。 二、农业农村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历史考察 本文选取美国（最主要的发达国家）、欧洲（现代化的起源地）、日本（地缘和社会特征与中国最为接近）等国家和地区，对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间序列和逻辑进程进行梳理，以期找到其中的共性和差异。 1、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 （1）第一阶段（1945～1970年）：反贫困与农村现代化的序曲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关注农村居民生活问题，这一努力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9年撰写的《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不过，一直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政策的重点仍然在农场管理方面。1944年，美国农业部官员莫尔斯提出了“农村社区发展”问题，他提醒人们，机械化所带来的农业用工的大幅减少将给农村社区带来震荡，未来要把农业技术变革与农村社区发展联系起来。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届政府都把反贫困作为核心政策主张，1964年《经济机会法案》颁布，倡导帮助低收入者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和改善健康。在这一框架下，美国于1960年代启动了一批农村发展试点计划，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农场贷款、改善就业、修缮住房等。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美国在农场生产之外开始意识到农村发展问题，并在联邦和州层面进行了诸多尝试。 （2）第二阶段（1970～1990年）：基建扩张与农业农村发展协调推进 1970年代美国农村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与前几任政府关注贫困问题不同，尼克松/福特政府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城乡关系。1970年农业法案强调应注意“美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良好平衡”。这一阶段是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取得了以下成果：①形成了农村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农村发展法案》（1972年）、《农村发展政策法案》（1980年）、《食品、农业、保护和贸易法案》（1990年）等。②农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1980年，美国绝大部分农村社区的道路、住房、通讯、卫生条件都已实现了高质量改善。以电力为例，1933年时，只有10%的美国农场通电；1941年，比例达到35%；到1979年时，99%的农场可以享受与城市无差别的电力服务。③农业和农村人口比重大幅降低。1945年，美国农业人口比重为17%，1984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3%，同期农村人口降低到26%左右。总体来看，1970年美国开始步入农业农村现代化门槛，1980年前后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联邦政府开始致力于推动多方参与来提升农村社区发展能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960～1990年美国农村发展机构经历了大小10余次变动才逐步稳定下来（见表2），也反映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攻坚阶段的复杂性。 （3）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城乡关系进入长期演化周期 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村面临着劳动力需求减少、消费饱和和投资收缩三大历史趋势的交汇。从长期趋势看，低劳动力成本、低密度居住环境、农业多功能性等优势不足以支撑广袤乡村腹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以后，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都市圈与广袤乡村腹地之间建立新型联系。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后将进入的一个新的长期演化周期，这一过程中城乡关系和乡村类型结构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深度调整，农村基础设施也会随着技术变革进一步改善，人们的价值观和集体行动逻辑亦会随之变动。这一变化是非常缓慢的，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都还处于这个阶段。 2、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 本文选取处于欧洲发展前沿的英国和荷兰作为例证，通过这两个国家的交叉验证来说明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时序特征。 （1）第一阶段（1945～1970年）：战后复兴向农村现代化拓展 二战后，欧洲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重建，首先要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农业现代化受到优先考虑。1947年、1957年英国先后出台了两轮农业法案，主要目标都是发展高效的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1962年启动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在稳定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恢复之后，地块狭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力进一步释放的主要因素。整个20世纪60年代，欧洲农业发展的主题是“农场合并”，10年间英国每年有超过10000英里的农田树篱被移除；荷兰实施了一批农业用地（再）开发、设施可及性和水资源管理的大型项目，重组了大大小小1000多个农场，整个荷兰乡村土地几乎被重新整理了一遍。西欧国家战后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逐步扭转了农业滑坡的局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与之相伴的是，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农村地区又缺少非农收入机会作为补充，农民报酬率大大低于产业工人的一般水平，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紧随其后的是，私人交通普及带来了通勤距离的延长，农村居民的就业半径和消费半径向外扩展，原有的农村社区陷入了人口外流与服务萎缩的陷阱之中，有人称之为“农村剥夺的恶性循环”。与美国依靠市场发展的溢出效应不同的是，欧洲各国采取了更多的国家干预和规划管控来促进乡村发展。欧洲农村现代化起步的标志性事件是：1965年荷兰和联邦德国颁布了第一部《空间规划法》，农村地区开始进入空间规划考虑范围；1968年英国组建乡村委员会，开始将注意力扩展到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方面。 （2）第二阶段（1970～1990年）：城乡空间规划与农村现代化的深化发展 1970年代，欧洲国家给予了农村发展更为广泛的关注，这些政策主要是通过规划管控实现的。荷兰于1976年、1977年分别出台了《城市化地区备忘录》和《农村地区备忘录》，以指导城乡发展规划。两个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①避免城市发展拥堵和不平衡；②保护开放空间和高价值生态景观区；③缩小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④缩小服务水平的区域差异。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城乡规划要早得多，二战期间的《巴罗工业和人口分布报告》（1940年）、《斯科特土地利用报告》（1942年）、《厄斯沃特补偿和改善报告》（1942年）就已经针对城乡布局、土地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后来的《新城镇法》（1946年）强调了人口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布局的目标，《城乡规划法》（1947年、1959年）规定了城乡规划的基本框架。战后恢复期间，英国城乡规划政策主要是为高效农业保驾护航，1970年以后才在推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这一时期，英国规划管控的方向性调整主要包括：①从对农业部门的片面关注转向更大的自然与环境空间的综合规划；②建立农村发展区（ＲDA）制度，对农村失业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进行综合处理；③进行政府重组，将详细规划权力下放给新成立的地区性权力机构等。在欧洲委员会的主持下1987年欧洲乡村运动开启，这一运动致力于提醒人们关注“农村环境和传统生活方式所受到的威胁”，并直接引发了次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历史性转向。 （3）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扩张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向 整个战后时期主导欧洲农业政策的扩张主义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宣告结束，农业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战后的扩张主义和生产主义政策被放弃，农村发展政策开始向绿色主义和后生产主义转变。对整个欧盟来说，政策的转向始于1988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改革后的政策更加强调将资金瞄准地方性的农村问题，以便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解决服务缺失和老龄化等问题。上述转变有三个重要背景：一是农业支持保护费用的增加及由此带来的预算紧张；二是长期增长之后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过剩；三是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逐步深入人心。当然，如果没有前面两方面压力的刺激，环保主义的取向未必会迅速形成有效的政治行动。1995年，英国发表了题为“英国乡村：一个致力于乡村生活的国家”的白皮书，一定程度意味着这次转向趋于成熟。白皮书所宣示的政策含义包括：①从部门性方法向地方性方法转变；②从关注规划管理向关注人民生计转变；③从把农村看成一个均质的国家空间向承认农村的多样性转变。这一转向客观上对欧洲农场企业、农村社区、土地使用、景观维护和公共准入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日后欧洲农村政策的基石。 3、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 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大多缺少广袤的乡村腹地，仅有日本对中国尚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日本的特点是国土面积不大、空间狭窄、人地关系较为紧张，城市化水平高，大城市小城市都比较发达，半稠密地带和市镇对乡村带动作用显著。 （1）第一阶段（1950～1970年）：产业振兴与“锁定的农业现代化” 日本在1950年前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建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体制和综合农协制度，这两者是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底色。1960年代，日本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55～1970年，日本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6%，也就是说每5年就会翻一番。1970年，日本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到10%以下，农业就业份额降到12%，从统计数字上看，可以认为日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锁定的农业现代化”：即在保证稻米等少数农产品自给率的前提下，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并以园艺化和保护性代替规模化和竞争性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已经被锁定在结构性的“对外依赖”之中，缺少长期回旋的战略空间。 （2）第二阶段（1970～2000年）：工业化城市化带动下的乡村活化 受制于“锁定的农业现代化”和高度分散的“原住民村落布局”，贯穿日本农村现代化历程的主要内容就是乡村活化与社区营造。这一阶段，日本先后颁行了《农业振兴地区整治建设法》（1970年）、《农村地区工业导入促进法》（1971年）、《集落地区整治法》（1987年）、《过疏地区自立促进特别措施法》等，不断推动乡村空间的活化复兴。上述一系列措施后来被概括为“农村再生”，一度被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部分省份所借鉴。 （3）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空间重组与“泛农本主义”的束缚 日本逐渐认识到，在人口集聚趋势不变、乡村人口规模下降的背景下，单纯推行国土开发已不切合实际，于是提出“城乡国土一体化规划管理”的新目标。1970～1999年之间，日本市町村数量变化不大，仅仅由3280个降到3232个，只减少了48个。从1999年开始，日本推动近代以来第三次市町村大合并（史称“平成大合并”），1999～2019年市町村数量从3232减少到1718个，市的数量有所增加，町、村数量大幅减少，地方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当前，制约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目标越来越多元、约束越来越复杂，这一背景下逐步形成了“农本主义”“计划调控”“农业政治”糅合的“泛农本主义”，根本上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过度政治化。这一体制导致日本长期陷入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进但农业农村活力却不断下降的“悖论”之中。 三、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验性判断 美国、欧洲和日本走的是三条不完全一样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下面依据上述分析对“三条道路”的脉络进行梳理。 1、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战略减贫—基建扩张—新城乡关系”的时序特征。这一过程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缺少系统的农村发展战略，在欧洲人眼中，美国农村发展缺乏“政治优先权”，甚至并不存在“美国农村政策”这样的东西，因为其缺少系统化的政策体系和充足的公共资金；美国学者也认为各部门奉行自己的农村政策，联邦政府缺乏协调和一致行动的能力。这一现象恰恰反映了美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在美国现代化历程中，相比于多元、长期的社会投入，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公共投资是十分有限的，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溢出效应。实际结果是，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从未停滞，战后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且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 美国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条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并能取得成功，首先得益于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资源禀赋优越，直接移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从建国开始就不曾面临激烈的人地冲突，二战期间本土又没有遭受战火荼毒，这意味着美国“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很少。美国在战略减贫过程中尽管也存在对特定区域的开发和特定人群的补贴措施，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发展性减贫，即随着国家或区域的整体性发展，将贫困人口导入社会化分工体系，从而实现减贫目标。1960年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相对发达的城市化条件为美国后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撑。 美国农村机构和政策反复更迭但始终未曾偏离农村现代化的价值中轴。1960～1990年美国农村发展机构反复变动，经常因为总统或国会的意见而新建或撤并，这看上去毫无战略定力，但在这一波动始终围绕的那个“价值中轴”——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拓展——却不断得到强化。这种看似“没有战略的战略”反映了美国政治运作的行动逻辑：具体的政策内容受总统任期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8年甚至4年就是一个政策周期；但特定阶段的核心政策取向通常是美国精英阶层反复博弈产生的共识，不会因为政府更迭出现本质变化。 二战后，美国国家发展的核心命题是“一个世界级超大经济体的战略崛起”，农业农村发展也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作为国家战略导向下工业化、城市化溢出的结果，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假说：一个超大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不可能完全依靠农村自身实现，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公共投资支撑。这或许是超大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注意的一个规律。 2、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战后复兴—规划管控—后生产主义”的时序特征。相比美国，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既表现出更强的中央集权特征，也表现出更强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特别是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后期，“后现代主义”“后生产主义”“绿色主义”思想风靡欧洲，对政策取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洲现代化起步早，英国1930年时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80%，战后主要是调整恢复，与美国相比在农村反贫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面临的压力要小得多。1970年西欧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已经超过70%，而且城市分布均衡、中小城市占比高，农村现代化基本是在城市框架之中得到发展，这是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得天独厚的条件。如，荷兰，典型的乡村旷野地区是很少的，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非城市地区如何满足城市人在户外休闲、自然景观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其空间规划和农村发展政策主要与此有关。 在欧洲人眼中，美国缺少系统性的农村政策，而在美国人眼中，欧洲则表现出更强的“中央集权”特征。这里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从政治体系角度而言的，而是从公共政策贯通性角度而言的。战后复兴的过程中，欧洲一直在寻求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实现和平与发展。1957年，德国、法国等6国签订《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组建；1962年，欧洲共同农业政策正式实施，这一框架后来成为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具有强约束力的农村发展政策体系。欧洲主要国家在内部政策上也比美国更为集中，这使得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扩张主义和规划管制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后来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向埋下伏笔。 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从扩张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向主要来自西欧几个老牌发达国家的引领，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农业农村这一特定领域的映射。欧洲内部发展不平衡性较强，东欧、南欧许多国家仍然处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并存的阶段，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步入后现代社会。前沿国家路径选择变化势必会对欧洲其他地区带来深刻影响，这是否会使欧洲内部相对落后国家丧失发展机会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问题。 3、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产业振兴—乡村活化—泛农本主义”的时序特征。战后，日本在产业振兴过程中不断推进农地整理和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推进，但紧随其后的是农村地区的过疏化和老龄化不断加重。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小农现代化”，这种发展模式到一定水平后就会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难以继续迭代更新，无法为农村现代化提供充分的支撑。在产业振兴之后，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搞乡村活化和社区营造，但到了现代化后期，日本已经难以有效平衡和兼顾越来越多元化的农政目标，由此陷入了“泛农本主义”的泥潭。 有人曾经问日本农业为什么会“点错了政策树”？日本是东亚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谋求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是其长久的夙愿。这个过程中，日本始终难以抉择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而又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经济体中，农业农村究竟应处于何种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面临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作为一个谋求世界影响的现代化国家，日本始终希望在粮食等农产品上留有战略屏障，这导致其始终不肯放弃农业；另一方面，在一个高度全球化、市场化的外部条件下，日本的农政策略既难以提升农业竞争力，也难以保持农村活力。事实上，一个资源小国如果一味希望跻身世界大国，那么资源约束与大国身段之间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日本是“点错了政策树”，毋宁说是多元目标和多重压力下难以绕过的“小国宿命”。 “小国宿命”只是对“强约束条件”的一种比喻，从制度环境上讲，日本当然也不乏在农政体制上的“战略失误”。日本农村在1930年代遭遇大萧条，直到战后才真正从阴霾中走出来。为防止重陷危机，日本政府发起了多次振兴运动试图提升农村生存能力。这些运动形成了一个共同观念：农村是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间，可以通过农民的勤劳和节俭建设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的现代化新农村。此外，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确立的小自耕农体制，对日本农民至今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日本政府不能无视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本主义的农政观与政治因素叠加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农政格局，成为日本农业农村现代化步入困境的制度根源。 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若干特征化事实 1、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相对性关系 我们经常把农业农村现代化看成是一个过程，实际严格意义讲这是两个既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的进程。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并非是完全相容的，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的边际贡献先递增后递减。现代化起步后，会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大量束缚在土地上的人口被解放出来，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这是农村现代化起步的关键。但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往往会带来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农场的扩大，又势必引起农村社区空心化以及农村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这是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悖论”。正如美国经验所呈现的，如果以产业所创造和维持的就业，以及其对社区的财富投资、环境影响等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农业产业对农村社区的发展充其量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协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简单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前置条件，而是要综合考虑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强化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效性。 越是到现代化的中后期，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就越强。高水平现代化条件下，城乡空间布局主要有两种组合：（1）“都市圈+都市农业”；（2）“中小城市+商品化农业主产区”。在组合（1）中，农村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在都市圈内部形成大中小城市的梯次布局，农户主要居住在小城市，农业则以高值生鲜种养业为主。这里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已经转化为都市区对农业的影响，表现为城市为高品质农产品提供强劲的市场需求，以及城市的技术和资源扩散带来农业更快的升级迭代。在组合（2）中，农村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小城市的均衡布局和专业农户的分散布局，农业以专业化、规模化的商品化生产为主。这里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小城市为农业提供产业链支撑，并且为农户提供了合理的兼业机会。 2、城市化中后期城乡人口波动与逆城市化现象 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前，人口通常是从乡村到城市单向流动的；到了城市化中后期，通常会出现城乡之间人口的双向流动。20世纪50年代，美国部分乡村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瑞士、挪威、意大利、丹麦、新西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在距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增长。沃德韦尔将第一批重新出现农村人口增长的12个国家称为“转身国家”（turn－aroundcountries）。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之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而是高水平城市化阶段出现的一种人口在城乡之间和不同类型乡村之间小幅持续波动的现象。理解逆城市化，需要把握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高水平城市化阶段城乡人口波动是正常现象。从美国经验来看，高度城市化阶段，城乡人口会呈现出阶段性波动，乡村人口波动幅度比城市要大得多。1970年以来，美国乡村人口经历了三次大幅波动，近期变化是：2001～2006年，由于郊区扩张、老年人和第二居所向乡村地区迁移等因素，美国乡村人口进入增长区间，2006年达到顶峰。此后，由于就业、住房等因素，美国乡村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2010～2017年进入负增长区间，2017年之后这一趋势又反向调整。 第二，逆城市化通常不会改变城市化大趋势。逆城市化可能带来特定区位乡村地区（如城市郊区、特色乡村等）人口的增长，但在达到高度城市化均衡之前，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人口整体减少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上述“转身国家”中，只有瑞士、意大利、新西兰、德国在个别年份出现过乡村人口增长的情况，这种增长也是极小幅度和暂时的，所有这些国家自1960年至今的总趋势仍然是乡村人口不断减少。包括美国，虽然存在较大幅度的乡村人口波动，但其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并未停滞。 第三，逆城市化很难给传统乡村带来直接增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长途通勤者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第二套住房或退休后来到农村，英国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逆城市化群体对村庄的认识与原住民截然不同，便捷的交通通讯使他们可以获取丰富的资源，他们通常很少使用当地的服务，也不会给当地发展带来直接增益。中国当前也出现了少量的逆城市化人口，但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远离现有的村庄的新建社区；即便居住在现有村庄中，通常也很难与原住民形成共同的社群。寄希望通过逆城市化改善传统乡村的经济和治理状况短期内恐怕是不现实的。 3、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后的乡村治理趋势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的一个集成反映，也可以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后一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的乡村治理通常会呈现出以下特征性趋势。 第一，消除绝对贫困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置程序。欧洲在工业革命后200年间，通过渐进的人口转移和效率扩散消除了绝对贫困，除此之外其他国家都经历过一个集中减贫过程。美国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案》标志着政府雄心勃勃的反贫困战争的开始。2020年，现行标准下，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一举措将乡村中最贫困的人口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促成了乡村现代性水平的普遍提升，这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开辟了新空间。 第二，农业农村现代化会带来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在实现现代化之前，由于依附性社会关系和共同产权关系的影响，很多国家会在乡村施行区别于城市的治理体制。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会趋于同构，作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治理体制的乡村治理体制将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这一条件下，基层治理的方式主要依据不同居民点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做出区分。一般来说，乡村小规模居民点不可能配套完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部分人的多元化需求主要依靠附近城市设施的“可达性”来实现。根据相关测算，2035年左右，中国农业人口将降低到2000～3000万户，现有大部分自然村庄将收缩为专业农庄，这时乡村治理结构如何调整，需要做出前瞻性的考虑。 第三，现代乡村治理表现出更强的专业化特征。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延伸和扩散，农业农村现代化还会带来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城乡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又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工和分化，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分开、地方自治与居民自治分开。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现代化的乡村社会中，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会由“一套人马”承担，乡村治理的经济支撑也主要依靠公共财政，很少会依靠集体经济留成来服务乡村治理。 5、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约束条件从直观上看似乎更接近日本，实质性结构其实更接近美国。中国目前面临的也是超大国家现代化崛起的问题，这与美国在半个世纪之前面临的情况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至于小农村社结构的历史约束，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有较大影响，但在现代化中后期实际可以通过公共政策适度调整。具体的政策导向上，重点要处理好农业农村现代化“交叠界面”上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一，解决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差速问题”。农业现代化向农村现代化拓展过程中通常会有一个二者的差速阶段，协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当前，比较紧要的是解决农业就业份额与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异步性问题，中国两个指标的差值接近20个百分点，是一个特殊的反常现象。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从而将堆积在土地上的小农户引入现代化的就业轨道。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还将为农村全局性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从而巩固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潜能。 第二，建立更为完整的乡村建设行动约束框架。中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后，各地大规模启动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普遍忽视了乡村建设的若干约束条件。当前，已经出现了小规模村庄过度投入以及新建社区“二次空心化”等问题。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应建立更为严格的约束框架，引入专业化的评估机制，避免资源浪费和过度建设。村庄层面较大规模的建设行动，至少应具备以下前提：（1）符合乡村全面振兴的城乡空间布局要求；（2）基于人口布局、聚落形态、交通流线、经济状况等方面开展科学的村庄发展趋势调查；（3）现有村庄规模可以支撑更高等级的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运作。 第三，稳步推进乡村空间秩序与治理秩序重构。农村现代化的一部分内容内生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还有一部分则需要外部干预予以解决，如战略减贫、空间重组、治理重构等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绝对贫困消除后，接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应把乡村空间秩序与治理秩序的重构提上日程。空间布局调整上，应逐步实现散布性小居民点向小城市和专业农庄两个方向的演化，使空间布局更加符合现代化乡村的特征；治理体系重构上，应适应人口布局和空间布局的调整，逐步打破以传统村庄为尺度的产权单元和治理单元，使乡村经济和乡村治理活动更加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标准。 第四，农政体制改革应选取适当的参照标准。农政体制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农业管理体制；二是农业经营体制；三是农村发展体制。过去我们在选取农政体制改革的参照系时往往喜欢面向世界前沿，实际这一做法对于农政体制三方面并非全部适用。从技术角度讲，面向世界前沿、推进颠覆式创新是必要的；但农业经营体制带有比较强的中国特色的烙印，难以简单地进行政策借鉴。农村发展体制则带有很强的时序特征，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最需借鉴的是发达国家在1970年前后的政策经验。如果把握不好这个阶段性，就可能因为发展时空错置而影响政策瞄准，让农业农村现代化多走弯路。这是我们应竭力避免的。

夏季刚过，非洲坦桑尼亚中部，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52岁的法图玛·穆卡姆巴开始盘点今年的收成。 和往年不同，法图玛今年采用了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团队指导的玉米、大豆间作技术，在玉米地中套种了大豆。尽管今年经历了罕见且漫长的干旱，但她仍获得了比往年更多的收入，平均每英亩180万坦桑尼亚先令，合人民币5400多元，比没有干旱的去年，高出近1000元。而在另外一个干旱稍轻的村庄，祖玛一家人，每英亩的收入则超过了2万元，比一年前高出4000多元。 从2011年开始，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开始在坦桑尼亚进行中非农业合作，将中国旱作农业的技术和经验，推广到当地。十多年来，法图玛、祖玛他们学习玉米高产技术、玉米大豆套种技术等，收入比原来增加了三到四倍。 中国专家走进异域村庄 佩雅佩雅村乃至周边的非洲乡村里，村民们见过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团队和专家。在法图玛的眼里，那些专家离自己很远，他们对一切都保持着好奇心，却又从来不深入这里的生活，浮光掠影一般地走过村落，留下一些村民们不了解的项目。 直到第一次见到中国专家，法图玛从没想过，这些专家会在这里停留10年，他们和村民们一起下地，手把手地教会村民们怎样用最简单的技术增收，还帮助村民们改造村庄，教他们盖房子，教孩子们读书…… 对法图玛来说，中国专家是不一样的。而对李小云他们来说，这些东非的村庄，陌生中却有些熟悉。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小云在欧洲学习时，从欧洲到东非的坦桑尼亚进行了调研。李小云觉得，非洲干旱的天气，和中国的大西北有点像。十多年后，2008年，李小云再一次去坦桑，再一次深入调研，他发现，许多在中国特别普通的事情，在那里却很难实现。“比如玉米，在华北平原，亩产800斤、1000斤，甚至超过1000斤，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农民在玉米中套种大豆等作物，也都司空见惯。但是在非洲，我们在不同的省调研发现，当地的玉米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50斤左右，高一点儿的，也就200斤。” 佩雅佩雅村所在的莫罗戈罗省，土壤并不贫瘠，而且那里气候复杂，有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也有热带山地气候。同时，还会受到东部海洋季风的影响，如果善于利用，或许可以获得更好的收成。“我们发现，产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种植密度不够，1亩地普遍只种1000株左右，属于典型的广种薄收形态。在中国，密植的玉米，1亩地起码要种4000株。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坦桑尼亚，没有农民懂得。” 在非洲推广中国农技 2011年，李小云团队在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考察，并在村里开启了第一个农业合作项目。 李小云团队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武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大多是家庭生产的模式，男人在地里刨出一个小坑，女人跟在后面点种，一亩地也就种1000株左右，特别稀疏。” 怎样帮助村民们增收？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援助团队，为当地提供了很多方案，但这些方案大多难以推广。 “我们发现，此前的一些援助团队，往往会提供一些超越非洲发展情况的方案，比如灌溉农业、机械化农场等。这些方案并非没有道理，以坦桑尼亚为例，当地地广人稀，从道理上来说，发展替代劳动模式，确实是一条技术路径。问题在于，当地同样严重缺乏资本，也就是说，极少有人买得起拖拉机。就算能买得起，也用不起，承担不了高昂的能源、维护等成本，还有道路条件不足造成的损耗。” 在确定第一个项目之后，李小云团队提出了一个“平行经验”的概念，也就是说，用适合当地发展水平的技术，去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的状态。 事实上，这些技术中国并不缺乏，李小云解释，中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但在过去，却长期处于和非洲国家类似的阶段。尤其是在机械化普及之前，农业生产劳动密集的时代，中国人发明了合理密植、有机肥、间作、轮作等许多技术，实现了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升。 为此，团队专家为当地农民设计了完整的技术方案，通过绳索厘定行距、株距等，农业专业毕业的农民维罗妮卡·卢加诺告诉记者，这些技术非常具体且完整，“首先，播种之前要深耕。其次，选择更适应干旱环境的品种，再次，播种时，每个孔播两粒种子，孔之间的株距、行距也有非常具体的要求……” 在当地，从来没有人想过，种地还可以有这么精细的流程，“在过去，人们把种子随意地撒到地里就不管了，非常稀疏，如果碰到干旱，发芽率不高，长成的就更少了。”维罗妮卡·卢加诺说。 用事实让当地人接受 这套和以往的种植经验完全不同的技术，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新技术难以推广的第一个原因，和当地的发展水平有关，位于东非的坦桑尼亚，并没有进入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农村，时间的流速是缓慢的，一个村民从出生到成年，再到老去，村里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变，老一辈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传到下一代依旧在使用。 新技术难推广的另一个原因，是不了解。 2011年，中国政府在佩雅佩雅的村庄建立了中坦农业减贫学习中心，李小云团队是当时的技术指导团队，负责筛选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技术，并进行推广。今年41岁的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就是第一批参与者，很快，他就被这些新技术打动。阿德里安·巴尔塔萨·鲁维耶马穆的家，是一个4口之家，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农业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不仅为一家4口提供了食物，卖出去的粮食，也换来了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对我们来说，增产，就意味着家庭境况的改善。” 农业技术推广的第一年，整个佩雅佩雅村只有一个技术员按照约定使用了新技术。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围观，“从来没见过那样种玉米的，太复杂，也太辛苦了。”法图玛·穆卡姆巴说，“和以前的种植方式相比，新的方法，投入的劳动要多出很多，但收益如何尚未可知，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主要原因。” 不仅农民如此，当地农业官员也是如此，莫罗戈罗省经济与生产处副常务秘书罗莎丽娅·韦格斯拉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技术合作，只在一两个村推广，我并不确定是否能真的有效，是不是真的能够推广开来。” 但很快，事实就改变了人们的认识。这些来自中国的旱作农业技术，在同样干旱的非洲效果显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丰收。 李小云团队成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徐秀丽告诉记者，在采用新技术之前，当地玉米产量在每英亩三百到五百公斤，亩产合五十到八十公斤。采用新技术后，亩产可以达到三到四倍。 被改变的农田和村庄 2018年，李小云团队的新技术方案，已经推广到十个村子，成百上千用上新的种植方式，收获更多的粮食。 在当地的农田里，时常可以看到鲜明的对比，采用新技术的农田，玉米整齐而高大，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结着饱满的穗子，而紧邻的玉米地里却长满野草，甚至遮住了稀稀拉拉的玉米。 在十个村庄中，改变的并不只有农业，也包括村庄本身。在此之前，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在中国从事了多年的扶贫工作，这些经验也被推广到非洲。 “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改变村庄的面貌，发展村庄的新业态，其中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通过政府带动，让村民主动参与其中，尽可能避免资本的进入。在非洲，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李小云说。 除了开展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李小云团队的专家们，还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各个村庄修整道路、重修房子、整理村庄。 在瓦辛巴村，75岁的奥马里，生活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新的技术让他的收入大幅度提升，他盖了新的房子，装了自来水，还建了羊圈，养羊的技术，也来自中国专家。 收入的提升，也让这些非洲村庄里的人们，有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法图玛·穆卡姆巴表示，在以前，一场疾病，或许就会让一个家庭崩塌。“前几年，我丈夫生了一场大病，住院很长时间。如果在以前，我们这个家庭几乎不可能承担这些费用，但现在，疾病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债务。” 增收之后更需改善营养 除了深翻、密植、使用农家肥等传统的旱作技术之外，更多适应当地的技术、小型设备，在不断的交流中进入当地。而中国专家们，也在不断成熟和成长。 从2011年开始，每年夏季，李小云团队的专家们，都要去坦桑尼亚待一段时间，在村里、田间现场指导。 新冠疫情发生后，去往非洲实地指导的行程暂停，但每隔一段时间，团队专家们仍会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和当地农业官员、农民交流，了解村庄的变化，农业的发展情况。 2021年，李小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在当地示范玉米大豆套种技术。 中国技术帮助非洲村民增产，但增产的同时，地力的消耗也变得更快。怎样才能恢复和维持地力？李小云最先想到的是大豆，这种原产自中国的豆子，既有经济价值，还有固氮、肥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营养丰富，能弥补当地人长期以玉米为主食导致的营养缺失。 在李小云看来，改善营养和改善收入几乎同样重要。在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农村，当地人习惯种植一种白玉米，这也是他们的主食，但只食用玉米，会缺乏一些人体所必须的营养元素，比如色氨酸和赖氨酸。 尽管村民们会卖出剩余的粮食，或者打点儿零工，但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也很难通过更丰富的食物，获得人体所必须的营养。大豆，或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契机。 中国的专家们想到，“大豆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就蛋白质含量而言，可以媲美牛奶。大豆还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中国人用大豆制作各种豆制品，在中国人心里，许多豆制品是可以和肉类相比的。那是否可以在非洲推广大豆，在保持地力、提升收入的同时，还能改善当地人的营养状况呢？”坦桑尼亚气候适宜，尽管处在热带，但全年平均气温只有20℃，主要分为雨季和旱季，大部分地方都适合农业生产。团队在初步的勘查之后发现，在整个莫罗戈罗省，大约有五个区域适合大豆种植，在这些区域中，他们选择了四个村作为最初的试点。 被大豆改变的人们 确定试点后，李小云团队制定了一份玉米大豆套种的技术方案。实际上，团队所推广的人工套种技术在中国北方曾被广泛使用。 玉米大豆套种的优势，在于套种之后，每一行玉米几乎都可以看作是边行，可以享受更多的通风和光照，这也被称为“边行效应”。因此，套种之后，尽管玉米种植数量变少了，但实际上的产量并没有降低。同时还增加了大豆的收益。而大豆，又具有改善地力的效果。 在坦桑尼亚，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们，将中国方案进行整理，细化为品种选择、种植处理、播种期、种植方法、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完整的耕种管收的技术，并教给了一百个农民家庭。 2022年2月，坦桑尼亚播种季，柯泰特村里，61岁的农民亚当，在自己的一英亩玉米地里套种了大豆。亚当是一个六口之家的主人，家里还有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这个非洲农家的主要收入，都来自12英亩、约合70多亩地里的产出。他种植玉米，也种植芝麻、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玉米是这个家庭主要的食物，而经济作物每年可以给他带来大约900美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的收入。 对亚当来说，种大豆是全新的种植体验，吸引他的，是项目推广者在村民大会上讲述的前景，“他们介绍了大豆在营养健康和增收方面的好处，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022年4月前后，莫罗戈罗省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干旱，而且，恰好出现在大豆和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干旱降低了农民对玉米和大豆的产量预期，但也让他们有了新的发现，相比玉米，大豆的耐旱能力可能更强。到6月，亚当收获了大约400斤大豆，他判断，如果雨水充沛，产量可以达到1000斤。 把大豆变成中国豆浆 在李小云团队推广大豆之前，莫罗戈罗省只有极少部分人种植大豆，更多人不了解这种陌生的作物，也不了解它们该如何食用。 为此，在夏收之后，李小云团队还设计了一套新的技术指导方案，通过当地农业官员等技术人员，指导当地农民做豆浆等豆制品。 2022年6月24日，当地技术团队在亚当所在的柯泰特村，为第一次收获大豆的人们，现场示范制作豆制品。 亚当的院子里生起了柴火，架上大盆，将碾碎的大豆煮熟、过滤、再次煮沸，一锅豆浆很快就煮好了。锅里腾起的热气和柴火的烟气混在一起，锅的周围，则围着许多村民，等待豆浆出锅。 这些豆制品受到了村民的欢迎。亚当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们都喜欢豆浆，也有村民觉得，豆浆的味道，有点儿像牛奶粉。而种植大豆的村民们，不仅可以改善家人的营养状况，也有了提升收入的新途径。 得到提升的不只有非洲的农民，对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来说，十年援非同样收获巨大。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帮助非洲是单向的，其实这些合作项目和活动，给我们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让我们更好地从全球视角、非洲视角去重新看待自己。非洲人是我们全球化的老师，在相互交流中，我们会接受不同的意见反馈。”李小云说，“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些收获，恰恰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重新构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构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缩影。我们不再是一个被动加入到地球村的成员，而是开始主动与世界融合，并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我们的经验，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从事中文和中国文化教学工作近10年，教学对象是来华留学生。他们有的来中国学习语言，有的接受学历教育，攻读学位。在教学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来华留学对青年成长、成才起到的助推作用，认识到了学会中文对其未来职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李筱晨是2018年毕业的一位泰国留学生，对自己到北京学习和生活有着清晰的规划。她先修读汉语课程，1年后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HSK）4级，进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商务方向）学习。在汉语班时，我是她的主课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她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师生间的接触和了解逐渐增多。在来华留学前，李筱晨有过工作经历，曾在泰国当地一家酒店担任健身房经理，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她接触到不少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而决定到中国学习中文，为日后职业发展储能。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李筱晨先在北京开了一家瑜伽馆，后来回到泰国，从事房地产业。最近她告诉我，已经从“打工人”变身“创业者”。她说，正是凭借流利的中文和学到的商务知识，她才能有效维护重要的中国客户资源。 　　学生毕业后的发展始终是老师的牵挂。另一位在毕业后一直和我保持密切联系的是位孟加拉国小伙艾比亚。最初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那字正腔圆的汉语发音，他在首都师范大学接受了1年预科学习，中文水平提升很快，从而顺利进入了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在日常接触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学业的高要求，例如在我的科技汉语课上从不迟到，听课认真，能够用汉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2020年夏天，艾比亚如期毕业，应聘一家中国企业驻孟加拉国研发中心并被录用，成为了一名网络工程师。在最近一次联系中，小伙子提到他最新的职业发展规划，打算重回校园，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提高学历水平。他说，工作经验是加分项，但是还想给自己“充充电”，让职业发展更上层楼。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以我供职的北京工业大学为例，因以工科专业见长，近年到我校学习热门专业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当地既懂中文又有专业背景的人才。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叫阿布的塔吉克斯坦小伙。他先从汉语课程开始学起，满足入系条件后被录取为本科生，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校园里，我经常能看到他和中国学生一起扛着器材、举着标尺参加专业实践课。毕业季时，还看到他手里攥着简历和中国同学一起去参加校园招聘会。他曾说，自己觉得土木工程专业没有实习和工作经验的话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后来获得一个到一家中国企业实习3个月的机会，回国后入职一家单位，其施工项目很多是跟中国公司合作的，因此他“中文+专业”的优势得到了极大发挥。 　　从这3位来华留学毕业生身上能看到，世界各国青年来华留学，从早期主要学习中文到以中文为桥梁学习专业、掌握技能，逐渐成长为“中文+”复合型人才，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都能凭借在华留学获得的中文能力和专业知识施展才华，中文也成为职业发展的加分项。

“中非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农业合作成果丰硕，造福双方人民。”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参赞贺萌16日表示。 当日，“中非农业交流合作实践与展望研讨会”在陕西杨凌举办。本次研讨会旨在通过深层次的有效沟通，交流中非农业合作领域实践成果，互鉴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经验，聚合中非农业合作交流资源力量，为推动中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业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也是农产品消费大国。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实现‘吃饱’基础上，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的首要目标是帮助非洲实现粮食安全，提升非洲自主解决粮食安全的能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副所长袁晓慧会上表示。 据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非洲合作处处长周勇介绍，非洲是农业对外合作的重点区域。截至2020年底，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流量为1.80亿美元。中国在非洲投资农业企业159家，分布于36个非洲国家，雇佣当地员工超过16000人。 “杨凌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片热土上，农业文明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希望杨凌示范区继续发挥自身农科教资源优势，把‘联合中心’的平台建好，通过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等项目继续为中非农业合作贡献杨凌智慧。”贺萌表示。 研讨会上，首批四家中非联合中心分别介绍对非合作情况。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商务部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等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与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陕西)联合举办。

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了80个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部省共建）名单，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申报的“农业农村部盐碱地智能农机装备重点实验室”和“农业农村部特种食品加工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遴选，获批为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部省共建）。 “农业农村部盐碱地智能农机装备重点实验室”围绕我国可开发利用盐碱地众多的特点，重点针对缺少盐碱地农业生产专用装备的发展瓶颈问题，主要解决盐碱地专用耕整地技术装备、盐碱地主要农作物智能化播种收获技术装备和盐碱地主要农作物小区育种智能农机装备短缺的三个产业需求，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方式集聚力量，打造国际国内先进的盐碱地智能农机装备科研平台。 “农业农村部特种食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围绕地方产业需求，聚焦特种食品全产业链条的原料分析与品质调控、特种方便食品生产、特种果蔬储藏保鲜技术研发、特种食品精准营养与健康、特种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等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展产业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战略前瞻性技术的协同创新，实现“研究与开发、成果与转化、技术与产业”高度融合，形成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重要交汇，推动特种食品产业成果转移转化规模化发展。 “十四五”以来，青岛农业大学围绕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需求，精准服务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海洋强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面向生产实际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注重发挥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草学等学科优势，坚持学科引领，强化顶层设计，持续提升组织化科研和科研组织化水平，统筹布局创新平台建设，新增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部省共建）、国家林业与草原局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创新平台8个，进一步提升科研综合实力，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日，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在重庆举行。期间，以绿色、天然主打的柬埔寨特色农产品深受喜爱，吸引多家参展企业前来洽谈合作。如何让“智慧”为中柬农业合作赋能，进一步推进柬埔寨农业现代化发展，成为中柬两国政府、企业和农业智库专家代表热议的话题。 　　中国智慧农业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此次博览会为柬埔寨农产品提供了展示平台，还为柬埔寨农业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8月26日，柬埔寨驻重庆总领事尤索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博会上展示的中国智慧农业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柬埔寨政府一直将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减贫的重点之一。在国家制定的第四期“四角战略”中，柬埔寨政府希望通过深化改革和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保证粮食安全、稳定，不断促进进出口贸易，增强农业发展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尤为重要。 　　“在农业生产中，柬埔寨正不断加大农机使用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释放农村劳动力，为进一步引进和使用先进农业技术打好基础。”尤索科介绍，目前，全柬范围内，整地作业中机器使用率达98%，水稻收割作业中机器使用率达70%—80%。柬埔寨从事农业劳动力占比从2010年的54%降至2020年的35.5%，到2030年将降至23%—25%。 　　通过参观、展示和交流，尤索科认为，未来柬埔寨应与中方在农业科技合作方面加速对接。在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发展经验交流、企业投资、农业技术引进和智慧农业示范项目等方面持续开展合作，将中国农业发展的智慧和经验运用到柬埔寨农业产业发展中来，助力柬埔寨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尤索科强调，柬中农业合作涉及商业、政策、物流运输、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机制协调与效能提升。柬中应以农业合作为契机，在柬建设农业展示区、农业科技示范园，加速先进农业技术、经验及机械的运用，持续提质增效，让两国合作从多层次、多维度受益，实现共赢目标。随着RCEP落地和中国—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正式签发，柬中农业合作持续深化，为柬埔寨大米、香蕉、芒果、腰果、龙眼、天然橡胶等农产品输华按下了加速键。“目前，柬埔寨驻重庆总领馆在重庆市开设了柬中商务合作中心，旨在助力柬埔寨农产品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让更多中国朋友认识、了解和品尝到来自柬埔寨的优质农产品。同时，链接更多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兴业，为柬埔寨带来更多先进的农机设备和农业技术。”尤索科说。 　　中国专家带去“双重智慧” 　　“大力普及农业技术运用，用实际行动和辛勤劳作，带动当地百姓的生产热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科技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副处长杨卫国认为，在中柬农业合作过程中，中国农业专家为柬埔寨带去了农业技术和发展理念“双重智慧”。 　　2012年4月，在中国云南省和柬埔寨班迭棉吉省政府的支持下，云南省农业厅和班迭棉吉省农业厅签订《中国云南——柬埔寨班迭棉吉农业科技友谊示范园框架协议》。同年12月，项目落地实施，杨卫国开始了自己长达8年的驻柬生活。期间，杨卫国和其他中国农业专家在161亩示范园内分区块，使用不同的育种方式、种植方法和管理模式示范种植各类水稻、蔬菜和水果，让当地百姓更直观地看到区别。通过努力，塑盘育种、抛秧栽培、虫害预防和标准化管理等方法逐渐得到当地农户认可和运用。2015年，示范园种植的杂交水稻产量达643.55公斤/亩，刷新了当时柬埔寨水稻亩产纪录。 　　“除了示范种植，项目先后6次派驻专家组，同时组织开展了大量培训活动，手把手将技术分享给柬埔寨朋友。”杨卫国介绍，2012年至2020年，项目在云南和班迭棉吉两地共组织开展了10期农业技术培训，累计近900名柬埔寨农业、林业和渔业部官员以及农业专家、种植大户和农民参加培训。此外，示范园长期接收柬埔寨农业专业学生前来实践学习，先后接收了棉吉大学、马德望大学近百名学生。 　　“示范园10年建设发展只是开端，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期待着将更多中国现代农业技术和智慧带到柬埔寨，造福更多当地百姓。”杨卫国希望能尽快到柬埔寨继续开展工作。 　　中柬智慧农业合作潜力大 　　“近年，越来越多绿色优质的柬埔寨特色农产品被中国消费者了解和喜爱。我们密切关注柬埔寨农业发展情况，同时不断寻求合作契机和可能。”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旗下安宁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认为，中柬农业合作机遇多、潜力大。 　　谈及为何将云南作为顺鑫控股开拓国内农业版图的重要地域时，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云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绿色生态农业竞争力有目共睹，乡村经济业态持续丰富，还有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天然优势。”为此，他们提出，以云南为枢纽，努力将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销往国内京津冀等地区，同时，联通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寻求农业国际合作。 　　该园区在国际合作方面除了有渠道，更有项目支持——产地仓。数字化、智能化将是园区产地仓的最大特色。比如，以往农产品流通环节包括筛选、清理、分装等诸多流程，对人工的高度依赖会造成时间上的耗费。而园区引进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系统后，上述环节都将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在农产品检验检疫方面，园区将引入国家级实验室，全程把控好检验检疫关；在物流运输环节，通过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平台，对农产品的物流调度、物流配送、物流追踪、物流安全等将实现全过程零距离管理。产品溯源、市场销售预测、市场风险评估、消费者偏好分析等各方面也都将实现信息数据化。 　　“通过产地仓，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产品新鲜度，这对国外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非常有利。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优质柬埔寨农产品走上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园区负责人对此信心满满。

近日，记者探访了巴基斯坦信德省玛德市的灾区。洪水来袭，这里几乎成为孤岛。除了家园被毁，当地农业也遭受重创。 记者来到信德省的玛德市，这里可以看到一大片的水域，但在洪水来临之前，这里曾是一片村庄。每一棵树，都是村庄里的人家种的树，现在也全部被淹在水下，一些小的树甚至已经被没顶了。 据当地村民介绍，在他们所在的受灾区域，有十几个村庄被淹。村民们从村庄撤离后，把生活用品堆在一个像堤坝一样的高地上，目前他们手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救济食品。 信德省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棉粮产地，在遭受5月热浪袭击之后，6月至今的强降雨和其引发的洪灾再次重创了该省的农业，记者沿途看到，大量来不及采摘的棉花被洪水浸泡，人们正在加紧排水自救。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堆起来的包裹，里面是村民们抢救出来的麦子、棉花，有的甚至还没有完全长成。 当地居民海德尔介绍说，信德河的部分河段十多年前就因为断流干涸，但如今，洪水漫过河面，被淹农田连成一片，甚至连古老的帆船也再度现身。海德尔表示，在政府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的同时，灾民们努力自救仍是应对当下困难局面的最好方式。 巴基斯坦洪灾已致1290人遇难 据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3日公布的数据，自从6月中旬至今，巴基斯坦因季风降雨导致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290人，超过3300万人受灾。目前，暴雨和洪水已造成巴基斯坦全国5563公里公路、243座桥梁损毁，超过142万座房屋倒塌或部分毁坏。（央视网） 中方向巴基斯坦追加3亿元人民币援助，巴政府表示感谢 9月3日下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人在视频会见巴基斯坦灾害管理局主席阿克塔尔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已提供1亿元人民币救灾物资援助基础上，再次追加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下一步，中方愿在救灾及灾后重建经验分享、制定重建规划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当地时间9月3日晚，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中方向巴基斯坦洪灾灾情提供援助表达感谢。谢里夫称，“高度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洪灾灾民提供从最初1亿元人民币增至4亿人民币的援助，“这是我们独特友谊纽带的体现。这种支援将有助于为人民群众提供急需的救助”。 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也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巴基斯坦洪水灾民额外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表示感谢，他说，这是中巴独特关系的另一种表现，这种关系在困难时期体现出了力量。

中国和古巴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共同建立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 古巴驻华大使馆消息称，这份备忘录由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和古巴科技与环境部副部长阿曼多·罗德里格斯共同签署。 这份文件是在2022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科技创新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的背景下签署的。 报道称，中国科技部与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科技主管部门分别就推动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建设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建设加速推进。 古巴驻华大使馆强调：“这将使古巴加入新举措，促进双方产业和研究的长期合作，重点是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农业发展。” 报道还说，中拉科技创新论坛是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建立的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机制。

2022年度法国农业科技奖近期揭晓，22家农食领域初创公司获奖。获奖项目主要涉及绿色健康食品、可持续农业系统和生态转型设备、未来农场等，为法国农业生态转型提供了新的创意和思路，也有利于增强农民对生态农业的认识，引导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 　　来自布列塔尼的一家获奖公司打造的“鱼菜共生”咸水复合养殖模式，受到关注。这一模式将水产养殖和市场园艺相结合，使在同一系统内生产鱼虾和新鲜蔬菜成为可能，同时减少90%用水量，不用施加肥料，是可持续循环型零排放的低碳生产模式。 　　目前，法国有超过5.3万个农场从事生态农业生产。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法国生态农业种植面积翻了一番，2020年有机农产品销售额达到132亿欧元。“法国策略”网站文章表示，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法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发展生态农业可在减少农业碳足迹、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土壤肥力、防治空气和水污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国生态农业发展有力推动了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快速扩大。 　　法国已将推广和发展生态农业写入法律，并设立了生态农业未来发展基金、生态农业专项补贴等专项配套资金。政府还提供额外补贴和收入损失补偿，增加农民促进农业生产转型的动力。近两年，法国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例如，农户促进生态农业转型期间的税收抵免额度从以往的2500欧元增至3000欧元；农业部门还专门设置500万欧元专项资金，用于在生态农业农场遭受污染时对农民进行补偿；疫情防控期间，政府还从经济复苏计划拨出12亿欧元用于加快生态农业发展等。 　　法国西南部的热尔省是著名的向日葵和大豆产地。近年来，为发展生态农业，热尔省每年都会投入资金为农民改变生产方式、从事更科学的生态种植提供支持。该省自2006年以来一直向农林业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农林复合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同时将不同品种联合种植，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如今，热尔省已是法国有机农业种植面积最大、有机农产品数量最多的省份，也是法国生态农业的领先省份。 　　法国十分重视生态农业领域的研究与创新，不断加强对相关部门人员的培训。热尔省专门成立“生态转型中心”，围绕生态农业、能源转型等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设立培训班、交流平台和资讯空间。法国还在农户和农场主中进行农业生态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传授新的农业和畜牧业技术。 　　2022年法国生态农业种植面积仅占可用耕地面积的9.5%，距法国政府设立的15%的目标仍有差距。法国生态农业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现代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农业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严重，技术普及利用率低等。

近年来，高温、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气候变化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挑战。如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气候智慧型农业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一种既能保持农业生产能力，又能实现固碳减排和缓解气候变化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当前，一些国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生产方式转型，大力发展生物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在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 意大利—— 运用新兴技术优化农业管理 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的一家种植园内，茂密的石榴树和葡萄藤上挂着不少数字传感器。意大利巴里大学树木栽培和水果栽培学教授朱塞佩·费拉拉说：“这些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土壤、气候和植物，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大量数据。传感器可以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和可充电电池自行供电，维护成本也比较低。”据介绍，管理人员会根据传感器提供的数据分析进行适时适量灌溉，当参数超过阈值时，设备会发出警报进行提示。与传统灌溉方法相比，传感器监测下的农田灌溉水量大幅减少。 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农业国，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2020年意全国农业产值达到569亿欧元。有统计显示，农业领域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意大利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是意大利第三大排放源产业。近年来，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发，意大利农业也受到不小冲击。 为促进农业更好发展，意大利政府大力推广气候智慧型农业，运用物联网、农业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优化土地管理和监测，并提供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近年来，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通过农村发展计划投资了66个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当地一家果园在博洛尼亚大学专家的帮助下，不断优化灌溉技术。经过两年实验，新的灌溉方式可以更好地调控树冠温度，水果也实现了增产。 一些意大利企业也积极改进技术，推出新产品。大型农机企业赛迈道依茨·法尔集团的新型拖拉机能接入其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可以分析归纳所存储的车辆和田间数据，以提高产出、减少排放。这一项目被纳入欧盟创新项目“地平线2020”，获得了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支持。 米兰理工大学和意大利布雷西亚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目前60%的意大利农民正在采用农业新技术解决方案。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数字农业专家”项目重点培训农民使用无人机、物联网设备等。当地农民学员达维德·基佐尼表示，接受培训后，他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以色列—— 着力加大农业科研投入转化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逾六成为沙漠和旱地，年均降水较少。面对不利条件，以色列加强科技创新与投入，大量种植耗水少、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在蔬果的种植和生产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以色列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对番茄进行改造，不但产量大增，而且口味好、耐储存，现已开发50多个品种，“樱桃番茄”等品种受到全球不少食客的青睐。以色列的番茄产业，在栽培、灌溉、施肥、采摘、储藏等各个环节上都有大量的科技元素。例如，种植番茄的温室严格做到精确控温、控水、控湿和控通风等。这些技术使番茄的产量倍增，每公顷单季产量可达300吨，是露天种植产量的4倍。 去年10月，以色列推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其一大特点是科技因素突出，着力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推广，鼓励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以色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数据显示，该国目前约17%的农业预算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仅2021年就投入了约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农业数字化研究，投入约3500万美元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农业用水约占以色列总用水量的50%以上。近年来，以色列大力推广节水农业。全国有100多家公司生产研发智能灌溉工具。农户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及时监控某一特定时间段某一小块土地上的精确需水量，还可以获取农作物吸收氮、磷、钾等元素的情况。希伯来大学农业、食品与环境学院教授纳赫姆·莫什林表示，数字化手段不仅可以让灌溉过程节约用水，还可以防止水质污染。“浇水与施肥相辅相成，精准灌溉在节水的同时也节约了肥料，减少过度施肥对土壤造成的破坏。”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不足、耕地减少等情况愈加严重。要解决食品供应问题，就必须依靠科技。”希伯来大学教授阿利扎·弗莱舍表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强有力支撑。 智利—— 制定推广“可持续发展”认证体系 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昼夜温差，安第斯山积雪融化形成的天然水源……这些自然条件优势，让智利中部地区成为葡萄酒的主要生产地。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连续10多年的高温和干旱对当地葡萄酒产业产生了直接影响。智利大学教授桑蒂巴内斯表示，葡萄树对湿度、温度等很敏感，升高的气温可能导致葡萄过快成熟，也会加速害虫的繁殖，最终影响葡萄酒的产量和质量。 为推动葡萄酒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智利政府2011年出台专门条例，鼓励葡萄酒企业“负责任地生产”，以保护环境和促进社区发展。智利大学研究团队与葡萄酒企业代表共同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标准，评估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经营状况、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表现，并据此发放认证标识。认证每两年开展一次，实施动态评估和退出机制。目前，76家葡萄酒企业已获得可持续发展认证，其产品占智利瓶装葡萄酒出口约80%的份额。 智利不少葡萄酒企业加大了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据维尼亚·孔查—托罗公司可持续发展经理利拉介绍，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采用滴灌等新技术。目前，公司全部葡萄园都使用逐滴输送系统进行灌溉。公司3年前还推出试点计划，与微气象站合作，使用数字平台监测葡萄园损失水量信息，与3年前相比节水近18%。未来，公司计划在种植、酿造、包装和运输等整个生产链节约更多的水。利拉说：“这是一项值得投入的长期战略。” 智利葡萄酒协会主席蒙特斯表示，可持续发展应成为智利所有葡萄酒生产商关注的重点，也是智利葡萄酒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智利的葡萄酒企业需要共同遵守和推广“可持续发展”认证体系。

干旱导致的番茄产量下降正在美国酝酿一场“蕃茄酱危机”；随着欧洲多国土豆大幅减产，作为比利时国民美食的炸薯条价格或迎来今年以来第三轮上涨；欧盟委员会日前大幅下调玉米产量预期，为连续第二个月下调…… 在极端热浪持续席卷之下，欧美农业正遭遇重创。 欧美多种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 近期，由于持续高温干旱，欧美地区多种农产品产量面临大幅下滑。 在占全球番茄加工产量四分之一的美国加州，缺水正导致番茄产量严重下滑，并推动美国番茄酱价格大幅上涨。根据市场研究公司IRL的数据，从7月10日之后四周的均价来看，蘸薯条用的番茄酱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3%，墨西哥菜系中常用的萨尔萨酱上涨13%，番茄膏价格上涨16%，番茄沙司价格上涨17%。 据美国农业部数据，过去六年，加州番茄产量一直低于2015年所生产的1440万吨的近期产量高峰，而2022年可能将延续下滑的趋势。同时，市场需求在继续上升。加州在2022年的番茄加工产品订单量为1220万吨，与去年相比需求增长10%；受通胀预期和劳动力上涨、燃料以及化肥成本急剧上升等原因，今年订单价格已从上一年订单价格的每吨84.5美元上涨到了每吨105美元，涨幅为24%。 在欧洲，多国土豆大幅减产，接下来土豆价格走高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炸薯条的成本。就在本周，欧盟农业监测部门将土豆月度产量预测下调了2.5%。法国土豆种植者协会26日表示，预计法国今年的土豆产量将比过去20年的平均产量减少约20%，减产约1500万吨。同一天，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发布报告称，今年德国土豆收成的前景也“急剧恶化”。 受减产预期影响，作为比利时国民美食的炸薯条价格持续上涨。据央视新闻，比利时全国薯条制造商联盟主席伯纳德·勒费弗近日表示，“2022年，我们已经有了一到两轮涨价，预计可能还会有第三轮涨价”。 此外，欧盟委员会25日将今年欧盟的玉米产量预期从一个月前的6580万吨下调至5930万吨，下调幅度接近10%，这是欧盟委员会连续第二个月下调玉米产量预期。除了玉米外，欧盟大豆和葵花籽的产量预计也将分别减少15%和12%。 热浪和干旱将持续席卷欧美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场百年难遇的热浪和干旱将持续席卷欧美。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3日发布报告说，欧洲正在经历可能是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且尚未看到干旱缓解的迹象。 报告说，欧洲47%的地区处于干旱预警状态，即面临干旱风险；17%地区处于干旱警报状态，即已陷入干旱。相比7月份，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了3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联合研究中心专家认为目前欧洲的干旱可能是至少500年来最严重的。 新华社援引美国农会联合会最新调查结果称，将近四分之三的美国农民认为今年的干旱正在影响收成，他们的收入将显著降低。37%的农民说，他们正在割掉那些因干旱不会成熟的作物。而去年此时，这一比例为24%。 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为76.4华氏度（约合24.7摄氏度），是美国有气象记录128年来第三热的7月。除蒙大拿州外，美国西部其余州7月气温都排得进历史前十热。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延宕起伏，世界经济复苏失衡，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空前挑战。南南合作是应对全球饥饿、营养不良、贫困和不平等挑战的重要解决途径。中国与多国加强农业合作，聚焦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农户价值链提升等，推动实施一批普惠性强、实用性高、带动面广的发展项目，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共同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现在产量翻倍，收入也翻倍” 　　7月，缅甸正值雨季，印度洋季风每天把大量的雨水泼洒到这片土地上。丰沛的降水为缅甸农业提供了大量灌溉用水的同时，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烦恼——过量降水造成水稻倒伏情况时有发生，这也意味着收成可能不佳。 　　“这几年不同了!”伊洛瓦底省央冬地区农民哥乌告诉记者，中国专家为缅甸稻农带来了福音。他们带来的新稻种产量高、抗病虫害效果好，在雨季抗倒伏的特点更是凸显。“之前企业来介绍新品种时，我们有些半信半疑，划出几英亩(1英亩约合0.4公顷)地试种。结果证明，确实增产不少!原来每英亩产量1400多公斤，种了新稻种后，每英亩产量能到2800公斤左右。这下我们可以放心扩大种植了!”如今，哥乌在中国专家指导下已经种了21英亩新品种水稻。 　　据了解，从前由于产量有限，当地稻农每年收入仅约60万缅币(约合2100元人民币)。“现在产量翻倍，收入也翻倍。中国专家长期在这里，为我们进行种植培训，和我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察看农田，关注水稻长势。他们细致讲解，经常手把手地进行示范，毫无保留地把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最后收割的技巧都传授给我们。”哥乌说，“我们从中国专家那里学到了种植技术，深深感受到彼此根植于心的情谊。” 　　“我看到了圭亚那渔业发展的巨大机遇” 　　“养鱼的网箱由箱体、框架、浮子等结构组成。多数网箱一般固定在水深2.5米至3米的位置……”视频里，中国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洪万树教授正用流利的英语向远在圭亚那的学员们进行讲解。圭亚那网箱养鱼培训班课堂上，学员们认真对照幻灯片做着笔记，不愿漏掉一处细节。 　　近年来，圭亚那政府高度重视渔业发展，制定《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战略规划(2021—2026年)》，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国际合作等方式积极引进新技术，并加强对相关部门官员和技术人员的专业培训。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郭海燕表示，中国水产养殖业产量连续30多年居世界第一，网箱养鱼技术发展较为成熟。由中国—加勒比发展中心主办、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承办的线上课程，正好能就网箱与围网养殖技术、海水养殖技术、饲料开发与配方设计、海水鱼疾病防控等问题为当地学员答疑解惑，协助圭亚那推广网箱养殖，促进当地渔民增收和渔业转型，提升民生福祉。 　　“这个培训班受到广泛欢迎。中国专家知识、经验都很丰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网箱养殖和鱼类养殖管理程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还针对学员们的问题做出了细致解答，我们获益匪浅。”圭亚那农业部首席渔业官杜基在渔业领域工作已有9年之久，此前，她从未听说过网箱养鱼，更不知道如何操作，第一次听说这个课程时感到“十分新鲜”。 　　随着专家讲解层层深入，杜基得到的“惊喜”越来越多。对于圭亚那一些非传统渔业地区和原住民社区而言，网箱养鱼不仅能为当地居民带来更丰富的食物，还可以创造不少就业岗位、增加民众收入，“意义重大”。“从培训班的讲课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作为世界水产养殖业领先者的能力和技术。专家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如何在圭亚那因地制宜、改善鱼养殖的做法。我看到了圭亚那渔业发展的巨大机遇!”杜基说。 　　圭亚那农业部总司长拉姆拉吉感谢中国政府对圭亚那农业多样化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培训班将中国在网箱养殖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实践经验带到圭亚那，将帮助圭亚那提升渔业生产能力，充分释放当地发展潜力，增加渔民收入，促进圭亚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前，圭政府已承诺将为以网箱养鱼为代表的新领域投入更多资金支持，且已确定部分社区开展网箱养殖项目试点，由政府分发网箱养殖工具。 　　“显著降低了当地对进口棉纺织品的依赖” 　　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光照条件良好，是世界著名的优质长绒棉产地之一。2014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塔两国有关部门共同建设的中泰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目前，产业园配套数十万亩棉田和多座轧花厂，采用先进的数字智能化农业机械和纺织设备，不仅提高了棉花加工能力，还使当地纱织品跻身全球高端市场，产品远销土耳其、俄罗斯、意大利等国。 　　在产业园一期的车间里，上百台机器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并不多。厂房负责人说，这得益于从中国引进的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据了解，中泰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积极打造棉花从种植到成衣的全产业链，填补塔吉克斯坦在先进纺织技术上的空白。塔农业部部长萨阿迪·卡里姆佐达告诉记者，塔每年可生产12万吨左右的优质棉纤维。以前，本土纺织企业的棉纤维年加工能力约为1.2万吨，约八成纺织品依赖进口。产业园全部投产后，棉纤维加工能力提升到2万吨，“显著降低了当地对进口棉纺织品的依赖”。 　　产业园配套的棉田有数十万亩。中泰(哈特隆)新丝路农业产业有限公司吉利库二场副场长亚萨维耶夫·阿里江告诉记者，现在种棉花，施肥用的是将肥料融入灌溉水并施入田间的随水灌溉法，采摘也有采棉机，节省了很多劳动力。“棉田附近居住的农户看到我们的棉株密度越来越高，也学习我们的办法，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科学播种和打顶，收成也增加不少。” 　　“在这里收入不错，更重要的是能学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萨曼达是哈特隆州本地人，2016年曾到中国接受培训。“在中国学习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便决心更勤奋地学习和工作，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如今，萨曼达已成为产业园生产车间主任助理，不仅能够独立操作全流程环锭纺生产线，还承担起培训新员工等管理工作，“感谢中国企业给我们创造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周翰博)

本次USDA美豆供需报告总体向宽松调整，但我们认为美豆供需形势较预期的更为宽松，在完全定产前可能还会有短暂的减产担忧等带来的扰动，但大趋势可能在往宽松的方面行进。 　　主要逻辑为： 　　1）美豆2021/22年度出口数量或不及预期，结转库存需继续调增；2）单产或继续上调；3）2022/23年度美豆需求难以大幅上调。

当地时间8月9日，英国生态与水文中心公布数据表示，英国在今年10月份之前都需准备好应对干旱天气，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河流将处于低位和异常低位。另根据英国气象局数据，自今年1月以来，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在144天里基本没有下雨，这也是自20世纪70年来以来最长的干旱期。 有分析认为，此次长时间的干旱对英国农业将产生严重影响。英国在明年和今年年底收获的许多农作物需在10月底之前播种，但干燥坚硬的土壤会导致无法种植。此外，生态保护界人士担心，由于河流流量减少，一些河流会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野生动物也将面临生存环境的严重挑战。

我省在大同市阳高县、浑源县，朔州市怀仁市、平鲁区，忻州市原平市、偏关县、岢岚县、繁峙县，吕梁市石楼县、临县、汾阳市，晋中市榆次区，阳泉市平定县，长治市武乡县、平顺县、黎城县，晋城市高平市，临汾市永和县、翼城县，运城市垣曲县20个县（市、区）开展农业生产托管高质量发展试点。 为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扩面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开展农业生产托管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省范围开展农业生产托管高质量发展试点。 《通知》要求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户自愿，要以带领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围绕建立完善农业生产托管组织体系，健全农业生产托管政策支持体系等开展试点，形成一批典型经验，以点带面、示范引导全省农业生产托管加快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明确了五大试点内容，包括完善农业生产托管组织体系、健全农业生产托管政策支持体系、培育壮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资源整合和加强农业生产托管行业指导及监管等。各试点县（市、区）至少要选择3项以上试点内容，结合当地实际编制试点方案，确定试点重点事项及工作安排，包含试点内容、预期目标、进度安排和措施保障。

乌克兰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塔拉斯·维索茨基8月5日说，根据在土耳其和联合国斡旋下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乌克兰将可以从今年9月开始从其海港出口今年收获的小麦。报道称，这位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希望在今后数月内将这条路线上的粮食出口量从8月份预计的100万吨增加到每月300万至350万吨。这种出口量将使乌克兰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因此不必减少播种计划。

8月6日，以“有机农业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大同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盛大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近百名有机农业、乡村振兴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大同，共品大同好粮盛宴，共话有机农业未来，共商乡村振兴大计。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亚洲有机联盟、国际有机联盟原主席、全球大使周泽江，中央党校教授张孝德，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大同市市长张强及山西省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开幕式。 近年来，大同依托农牧交错带示范区、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区和北肉平台“三大金字招牌”，全面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倾力建设黄花、畜牧、设施蔬菜、有机旱作、中药材、食用菌、杏果、农文旅融合“八大特色主导产业”，“大同好粮”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随着过去八届车河国际有机农业论坛的成功举办，大同有机旱作农业路径越来越宽，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大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艾凌宇在致辞中表示，大同将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聚焦农业“特”“优”战略，不断健全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政策体系和营销体系，坚定走好有机旱作农业之路，让“大同好粮”“大同有机”享誉山西、闻名全国、走向世界。 论坛专题报告中，张孝德、乔玉辉、胡跃高、温铁军、凯萝·詹森、保母武彦等嘉宾以现场和视频的方式分别作了“生态文明导航下县域现代化之路”“有机产业发展困境及效益提升”“2013-2022年灵丘全域有机农业建设经验与发展展望”“生态文明战略下的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未来与世界的未来”“依托有机农业创建健康安全的社会”的报告。 本届论坛由大同市政府、中国农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农业大学主办，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等，将围绕“有机农业助力乡村发展”“灵丘有机农业发展方向”进行专题探讨。此外，还将举办灵丘县有机农业创建十周年纪念活动。

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今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高位震荡。以小麦为例，Wind数据显示，今年3月7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小麦期货收盘价为13.113美元/蒲式耳，较年初上涨72%。此后波动调整，截至7月22日收盘，报7.555美元/蒲式耳，较3月7日高点下跌超42%，整体仍处相对高位。 　　国际粮食价格高位震荡，对我国影响几何？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对我国CPI影响可控。 　　国际粮价大幅波动 　　海外通胀水涨船高 　　从近期经济数据可以看出，食品价格的加速上涨，已成为推动海外经济体通胀超预期上行的重要动力。 　　例如，美国6月份CPI同比涨幅达到9.1%，创1981年以来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大幅上涨10.4%，同比增速为1981年2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欧元区6月份调和CPI同比上涨8.6%，食品项对通胀的贡献率约22%。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近期国际粮食价格出现回落，但食品项价格对美国以及欧元区CPI的拉动作用依然很大。 　　谈及近期国际粮食价格与食品价格出现的“分裂”走势，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记者表示，这主要在于传导时滞效应，即从国际粮食价格下跌到CPI中食品项涨幅收窄，往往有2个月到3个月的传导周期。 　　在国元证券看来，本轮国际粮价上涨主要是疫情发生后，海外部分经济体为刺激经济超发货币导致。在流动性超宽松的环境下，持续通胀交易推动国际粮价走高，进而传导至加工食品价格，从而拉升通胀水平在高位运行。结合过往经验看，国际粮价成本的变动传导到加工食品价格平均要6个月的时间，但这一次明显不同，即国际粮价减速后，食品价格依然还在加速，这说明整体食品价格在脱离经验轨道。意味着当前海外通胀的性质不仅仅是流动性问题，还有预期问题。 　　有业内人士认为，即使未来国际粮食价格继续下行，食品价格对海外通胀的拉动作用也未必会减弱。 　　国内粮食市场平稳 　　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 　　相较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我国物价水平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张国华表示，尽管全球粮食市场剧烈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但总体看，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较好。究其原因，除了粮食生产稳步发展外，今年我国夏粮再获丰收。截至7月10日，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3433万吨，同比增加160万吨。除此之外，国内粮食市场的总体平稳以及粮食物流和应急保障能力显著提升亦有重要贡献。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我国在面对国际输入性通胀时，加大了国内市场保供稳价的力度；此外，加强粮食生产，保障了CPI总体稳定。 　　结合国家统计局数据看，6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2.5%，涨幅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水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9%，涨幅比5月份扩大0.6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51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CPI同比上涨1.7%。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4%，影响CPI下降约0.08个百分点。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国际粮食价格下行趋势大概率在中短期内还将持续，对国内CPI的推动力大概率减弱。 　　明明认为，即便国际粮价在下半年出现意外波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也较为可控。一方面是因为粮食分项在我国CPI统计“篮子”中权重较低；另一方面是我国粮食对外依赖度较低，国内粮价受海外粮食价格的影响较小。 　　“鉴于我国三大主粮自给率高，国内粮食市场独立性很强，所以，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国内粮价的影响将处于可控状态。”王青表示。

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人类必须寻求解决吃饭问题的新途径，同时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核技术等在赋智慧、兴农业、护环境、促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日前发布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饥饿人群数量达到8.28亿，比上年增加了4600万，比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2019年增加了1.5亿。气候变化、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 与此同时，全球自然资源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水资源短缺、土壤退化、农田面源污染等。人类必须寻求解决吃饭问题的新途径，同时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科技与创新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和必要手段。实践证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核技术等在赋智慧、兴农业、护环境、促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联合主办的农业大会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的近1000名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参加了为期5天的会议。大会旨在交流增强土壤与水管理在助力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分别以视频和现场出席的方式致开幕词。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管理的粮食和农业核技术联合中心（以下简称联合中心）于1964年成立，一直致力于发挥核技术独特优势，在农作物突变育种、畜牧业生产与动物病害防控、农业害虫以及人类病害传毒媒介综合治理、食品安全以及可持续农业资源利用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开发出了一大批先进技术，通过建立全球技术信息平台以及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将实用技术推广到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造福千千万万的小农户。 有关专家在大会交流时指出，核技术与同位素技术提供了可持续管理土壤与水资源、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例如，联合中心支持的生物化肥项目在贝宁成功实施，经济效益显著。大豆单产从每公顷890公斤增加到每公顷1100公斤；总产从2009年的5.7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22万吨，生产效益从660万美元增加至1.09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贝宁大豆产量将达到34万吨，是2009年的6倍。 在节约用水方面也有成功案例。利用中子探针技术监测土壤水分以及同位素示踪技术跟踪化肥在农作物体内的吸收量，从而节约水肥施用量，达到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在苏丹的项目减少了70%的灌溉用水，并使农作物增产40%。在尼日利亚，黄瓜生产在减少70%用水量的同时，产量增加了1.5倍。预计该技术可使尼日利亚每公顷灌溉用水从1000立方米减少至400立方米。 联合中心主任梁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土壤与水管理助力气候智慧型农业大会的成功举办，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总结科研进展、分享成功经验、发现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从而助力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在生产更多的同时投入更少，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地造福人类，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7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当日在浙江省青田县开幕，主题为“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促进全面乡村振兴”，由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7月29日下午，加纳驻华大使馆与湖南农业大学签署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协议。 加纳驻华大使温弗雷德·哈蒙德一行与湖南省科技厅、湖南农业大学就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合作进行友好交流。 近年来，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协调下，省科技厅与加纳粮食农业部、驻华使馆建立了密切联系，积极探讨湖南与加纳在农业科技领域如何开展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务实交流合作。 湖南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贺修铭表示，双方可以在杂交水稻、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种质资源技术库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农业农机研发改造技术、科研人员交流互访等方面开展务实交流合作。 温弗雷德·哈蒙德指出，湖南一直是加纳重要合作伙伴，此前已有多名加纳科技专家来湘学习杂交水稻技术。加纳农业投资环境友好，存在诸多投资机会和潜在合作领域，希望湖南今后能继续支持加纳农业科技发展，并将加纳更多优质农产品介绍到湖南来。

7月12日，美国农业部发布了最新的世界农业供需估算（WASDE）。WASDE报告为农产品价格预期提供了最新的参考点。本文讨论了美国农业部对其新作物美国玉米和大豆平衡表所做的调整，以及未来需要关注的一件事：对2022年美国作物规模的预期发生变化，特别是2022年8月报告中即将发布的作物产量估计的变化。 　　7月份的WASDE报告对玉米和大豆的供需平衡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改变。更新了种植和收获面积数字，该报告显示玉米英亩数略高于先前估计的玉米英亩和大豆英亩数。 　　7月WASDE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未对平衡表进行的更改。产量和大多数使用量相对于上个月的估计值保持不变。产量估计没有反映出对美国中西部干旱的持续担忧。最终结果是玉米的期末库存略有增加，大豆的库存减少了，尽管这两种作物的供需平衡仍然紧张。最近几周，新作物期货价格下跌，部分原因是宏观经济状况疲软，以及担心经济衰退导致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疲软。 　　玉米和大豆平衡表的更大变化即将到来。它们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新作物期末库存预计会有多低。7月份的WASDE报告没有反映对作物状况的任何更新预期。为了形成对这些变化幅度的预期，我回顾了WASDE估计作物产量的历史变化。作物产量估算的最大变化通常发生在7月至8月的报告之间，玉米的平均修正约为每英亩五蒲式耳，大豆每英亩约两蒲式耳。将目前的产量估算值下调这么多，将会大幅收紧供需平衡，尤其是大豆。 当前美国农业部新作物供需估算 　　表1显示了6月至7月WASDE报告之间2022/23年美国玉米和大豆新作物平衡表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种植面积，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了40万英亩，大豆减少了270万英亩。产量保持不变，尽管玉米的177 蒲式耳/英亩产量估计值比5月份报告中的2022年产量减少了4蒲式耳/英亩。旧作物使用量的变化加上种植面积驱动的生产变化，导致玉米可用新作物供应量增加7000万蒲式耳，大豆减少1.25亿蒲式耳。 　　玉米的新作物使用量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美国玉米期末库存增加7000万蒲式耳，库存与使用比率从9.6％增加到10.1％。请注意，玉米期末库存仍在接近10％的阈值水平。从历史上看，当玉米库存低于10％时，价格会更高，波动更大。 　　2022/23年度大豆国内压榨和出口使用量均被下调，与6月份的报告相比，总使用量下降了7500万蒲式耳。高价格和出口竞争加剧预计将限制对美国大豆的需求。尽管如此，美国大豆预期使用量的变化仍小于总供应量的变化，因此预计在2022/23销售年度结束时大豆将越来越稀缺。库存与使用比率从6.1％降至5.1％。从广义上讲，大豆供需形势依然紧张。尽管新作物大豆期货价格在过去一个月下跌了近2美元/蒲式耳，但期货远期曲线仍然持平或倒挂。 美国农业部玉米和大豆产量预测的历史变化 　　美国农业部2022/23年玉米和大豆新作物平衡表中显示的供需平衡反映了一种持续假设，即产量预期并没有因观察到的生长季节天气而下降。预计单产保持在5月WASDE报告中给出的2022/23年度初始平衡表的水平。 　　为了了解可能的产量预测变化的可能时间和规模，本文回顾了2010年至2021年WASDE预测玉米和大豆产量的历史性变化。图1显示了每个月报告中WASDE预测玉米和大豆产量相对于每年5月WASDE给出的初始预测的时间路径。 　　目前的情况是，WASDE产量估计值在5月至7月之间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来说，美国农业部在8月WASDE报告发布之前不会更新产量预测，该报告与今年第一份NASS玉米和大豆作物产量估算同时发布。图中突出显示的2021年单产的时间路径在这方面是典型的。主要的例外是2012年遭受干旱的作物，从7月WASDE报告开始，美国农业部修订的玉米和大豆产量大幅下降。当年，玉米产量在6月至7月的报告之间下降了20蒲式耳/英亩。 　　图还表明，在7月至8月的报告之间，预计单产的变化最大。7月至8月报告之间WASDE预测单产的平均绝对变化（上升或下降）平均是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的每月平均变化的两倍多。 　　7月至8月报告之间的产量增加不一定伴随着调整趋势的形成。2012年大豆产量首次下调了近9蒲式耳/英亩。随后的报告提高了大豆产量，因此最终产量仅比最初预测的低4.3 蒲式耳/英亩。 　　为了评估WASDE预测产量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可能幅度，即目前2022年7月的玉米为177 蒲式耳/英亩，大豆为51.5 蒲式耳/英亩，图2绘制了2010年至2021年所有作物年份7月至8月的预测产量变化。无论方向如何，玉米的平均绝对变化（由虚线表示）为5.0 蒲式耳/英亩，大豆为1.8 蒲式耳/英亩。这一平均值受到2012年单产数据的偏离影响，尤其是玉米。 　　今年的局面 　　假设美国玉米带目前的干旱问题表现为8月份WASDE中产量预测的较低水平，如图2所示的平均数量。更新表1所示的7月WASDE平衡表，玉米产量估计为172.0 蒲式耳/英亩，大豆产量估计为49.7蒲式耳/英亩，预计玉米的期末库存量与使用比率为7.2％，大豆为1.6％。对于新作物价格来说，这将是非常看涨的水平，但是它们假设玉米和大豆的使用没有相应的变化。对美国作物产量下降的一些需求方反应几乎是肯定的。 结论 　　7月WASDE报告对2022/23年美国玉米和大豆新作物平衡表进行了有限的更改。历史经验表明，更大的变化即将到来。8月份的WASDE报告可能会对产量预测进行大幅调整。根据2010年至2021年观察到的平均绝对变化，较低的产量预测将使供需平衡变得非常紧张，尤其是大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高价格和更大的价格波动。 　　然而，历史WASDE报告本身并没有提供关于可能产量变化方向的一致指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农业部已经将其2022年玉米产量估计下调至相对于趋势线产量的较低水平。此外，该分析没有考虑全球宏观经济放缓，出口竞争加剧或其他因素可能导致的玉米和大豆需求变化。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正处于十字路口，急需推动建立一个更加高效、包容、有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农业粮食系统。为保障粮食供给及农业生产，国际社会正加强协调行动，扩大农业生产并开放贸易。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推广优质作物，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切实提升粮食安全和健康膳食可负担性。 加快转型刻不容缓 近期，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发布的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占总人口的29.3%，较疫情发生前增加了3.5亿。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情况最为严重。 与此同时，食品价格上涨也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近期一些国家的小麦、鸡蛋、家禽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冲击低收入人群生计。受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影响，2020年全球近31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较疫情前增加了1.12亿。 报告认为，地区冲突、气候变化、发展放缓、疫情肆虐等因素相互作用，对全球粮食系统造成多重影响。有专家指出，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对各国的粮食产量和供应链造成负面影响。疫情又冲击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些国家普遍背负沉重债务，导致购买力下降，难以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进而导致粮食问题突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要为应对全球粮食问题协调政策，努力推动全球农业粮食系统可持续转型。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指出，当前全球农业粮食系统具有脆弱性，推动转型刻不容缓，要尽快使其重新回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屈冬玉建议各国共同行动，努力改变生产、分配和消费粮食的方式。一方面，各国需要确保更有效地利用现有产出和投入，用更少资源生产更多产品，同时避免食物损失和浪费；另一方面，各国应极力减少粗放型农业生产模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政策支持提高产量 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建议各国提高农业政策效率并出台新措施，构建可持续农业粮食系统。专家指出，各国的农业政策支持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8年，各国政府对粮食和农业部门的年均财政投入达到6300亿美元，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粮食安全水平。 非洲是世界粮食安全最薄弱的地区之一，提高粮食产量意义重大。赞比亚外长卡库博近期呼吁非盟成员国共同努力，将非洲大陆的农业潜力转化为农业产能，以解决区域内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非盟在《2063年议程》及第一个十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实现粮食自给的愿景。非洲开发银行启动了“非洲农业转型技术”计划，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的涉粮部门，旨在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帮助非洲大陆挖掘农业潜力。非洲开发银行今年5月批准了一项15亿美元的紧急粮食贷款，计划向2000万名非洲农民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4个农业季节生产3800万吨小麦、玉米、大米等粮食，减少非洲地区对粮食进口的依赖。 许多国家纷纷出台措施提高粮食产量。埃及政府通过提供种子和化肥、教授种植技术、保证政府收购价等措施，鼓励农民增加粮食耕种面积和产量，效果明显。阿联酋政府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农业产值提升至220亿美元。该国适合耕种的土地较少，去年启动“食品技术谷”项目以来，借助垂直农业、水培技术等，农业产值迅速增长。巴西农业部今年3月出台“国家化肥计划”提升本土化肥产量，预计在2050年前将巴西化肥对外依存度从当前的超过80%降低到45%，并为化肥生产领域的私人投资出台激励机制。 国际社会正以加大资助力度、加强农业研发、改善基础设施等多种形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今年5月，世界银行宣布了一项应对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行动计划，将投入300亿美元支持非洲、中东、东欧、中亚以及南亚地区国家，用于修缮或新建农业、营养、社会保护、水利灌溉等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也通过“手拉手”行动计划向53个国家提供全面支持。 中国贡献有目共睹 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基金捐款1.3亿美元。2016年以来，中国连续向亚非拉50余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惠及上千万受灾群众。当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第三阶段将继续协助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及到2030年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贡献力量。 中国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中国在布隆迪、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通过派出专家、推广作物良种、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推广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技术和经验。中国杂交水稻已在国外推广种植40多年，覆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年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右，有力提升了受援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中方还将粮食安全作为全球发展倡议中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提升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中国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号召各国支持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加强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生产、收储和减损能力等。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吉尔伯特·洪博表示，当前全球粮食问题不乐观，全球发展倡议将粮食安全作为重点领域之一，农发基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正确发挥全球发展倡议等倡议和相关机制的协同效应，将有助于扭转当前粮食安全堪忧的态势。

俄罗斯农业部周一表示，8月份的葵花籽油出口税定为每吨15987.1卢布（278美元），高于7月份的8615.9卢布/吨。 用来计算出口关税的葵花籽油参考价格为每吨1873.3美元，高于7月份的1800.2美元/吨。 俄罗斯在7月份将用来计算出口关税的基数价格改为卢布，从以前的每吨1000美元改为每吨82,500卢布。

昨日上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举行专题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粮食系统韧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农民生计改善三大主题开展线上线下交流。西班牙塞尼亚区域由27座城市组成，15座位于瓦伦西亚大区、9座位于加泰罗尼亚大区、3座位于阿拉贡大区，是世界上千年古橄榄树最集中的地区。“橄榄树是这一区域最主要的作物，占总面积的16%。截至目前，共有树荫长度3.5米、高度1.3米以上的橄榄树6500余株。”西班牙塞尼亚千年古橄榄树农业系统负责人玛丽亚·特蕾莎·阿德尔在视频发言时表示，自古以来，橄榄树和橄榄油文化就是这一区域的重要特色，15年来，当地致力于保护橄榄树，提高橄榄树价值，普及橄榄树保护意识，参与橄榄树保护立法，不断推动橄榄油旅游和农业生产协调发展。 如何实现从稻田养鱼到生态农业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桂建芳在发言时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是稻田养殖向生态农业转型的典型案例之一。稻田养鱼与中国水产养殖类似，约有3000年历史。“稻渔综合种养生态农业方式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技术抓手和支撑产业，一批高价值的适用于稻田养殖的水产动物被利用。国家生态农业政策也放开了市场，市场则倒逼着繁育技术创新和种业形成，科技创新也不断推动综合生态种养技术发展。”桂建芳介绍。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经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农业模式，其整体和面向未来的方法涵盖了农业生态耕作、农村发展行动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景观、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在视频发言时这样表示。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就是一个活的、不断发展的人类社区系统，与领土、文化或农业景观或生物物理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该系统确保了粮食安全、高质量的营养和创收、预防疟疾、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调节害虫以及建立碳和营养循环。 而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方面，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主席李先德则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资源优势及价值、遗产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三个方面进行讲述。他表示，在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路径方面，要通过资源开发提高农民收入的多样性，通过延长产业链增加农民就业，创新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在专题讨论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办公室主任爱德华多·曼苏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主席八木信行，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论坛执行主席帕尔维兹·库哈弗坎，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庆文等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发言或视频发言。此次专题讨论对于青田如何传承与发扬农遗文化有着重要启迪作用。接下来，青田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转化讨论成果，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特色资源禀赋优势，充分挖掘丰富的生态、文化和经济价值，在改善生态环境、传承农耕文化、带动农民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

今日，国新办举行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大举措。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要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从稳产、增收、扩投资等方面加大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第一，全力抓好稳产保供。突出抓好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和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两件事。目前，夏粮已丰收到手，早稻正大面积收获，要精心组织机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特别是狠抓农业防灾减灾，力争秋粮取得好的收成，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在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方面，重点要加强设施蔬菜生产，分级落实生猪产能调控责任，统筹抓好牛羊禽、水产品等生产，强化产销衔接和应急保供，压实地方“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 第二，全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主要通过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就业增收，重点引导各地立足县域和特色优势资源，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抓手，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一业一群、一县一园、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的格局，让农民能够就地就近就业。同时，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确保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致富上来。 第三，全力扩大农业农村投资。一方面，要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目前，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印发，“1本规划＋8项硬件改造＋3项软件提升”的建设任务已明确。下一步，要健全责任落实机制，细化部门专项推进方案，明确具体任务和进度安排。要健全项目管理机制，优先实施群众需求强烈、短板突出、兼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要健全主体参与机制，指导地方编制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引导农民干好自己的事情。健全运行管护机制，把设施谁来管、哪个环节谁负责分清楚。另一方面，加快实施农业农村建设项目。目前，农业农村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全部下达，规模比上年小幅增长。下一步要推动优化审批服务，强化跟踪调度，加快高标准农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大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物量。同时，要抓住扩大投资的有利时机，抓紧启动“十四五”规划安排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积极推动智慧农业、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

近日，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大连市农业农村局承办的中国—中亚农业合作分论坛在滨海之城大连成功举办。论坛由省农业农村厅陈健厅长主持，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高级官员、我国农业农村部领导以及农业领域高层次专家、学者、企业家等500多人以“线上+线下”方式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作为今年辽宁省规格最高的农业领域的国际活动，中国—中亚农业合作分论坛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搭建了辽宁省与中亚地区农业交流与合作的桥梁。活动以“强化农业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聚焦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农产品市场与物流体系建设、智慧农业开发、农业国际贸易发展、农产品价值链提升、新农业+新零售、生态和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领域，分享经验，融合贡献，携手展望未来。论坛议程丰富，既有辽宁省农业和农产品的展示推介，又有议题广泛的深入交流，更有重磅嘉宾的致辞和达成务实的商贸成果。 　　今年是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各方已经共同宣布中国同中亚五国关系进入了新时代，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下，中国—中亚农业合作分论坛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示了辽宁省农业农村发展的成就和农业对外开放工作的丰硕成果，促进了辽宁省与中亚地区互融互通，辽宁做为中国对外开放新前沿，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强同中亚各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农业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2022年7月17日至1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将在浙江省青田县召开。19日上午，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粮食系统韧性、农民生计改善等开展3场专题论坛。

7月初，斯里兰卡宣告“国家已经破产”的消息令世界震惊。总统、总理接连辞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外汇枯竭、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交通瘫痪……这个曾有着“印度洋明珠”的美丽岛国俨然已成为一颗令人扼腕叹息的“印度洋眼泪”。 斯里兰卡深陷危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经济结构单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能源依存度高、国际形势深刻演变等都是重要原因。但真正动摇国家根基的，还是其国内在粮食产业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系统性崩盘。 以热带季风性气候为主的斯里兰卡是一个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国家，主食大米基本自给自足。然而，为缓解疫情以来旅游业受重创带来的外汇短缺问题，去年4月开始在全国强行推行“有机农业令”，强令禁止进口化肥和农药，并要求国内的农业生产中全面禁用包括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在内的现代农资，以寻求成为全球第一个完全有机农业国家。这项一厢情愿的政策不仅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成效，反而彻底压垮了斯里兰卡本就脆弱的经济。土地肥力严重不足，病虫灾害等一系列并发性危机同时上演，导致农产品大幅减产，水稻产量直接腰斩，斯里兰卡彻底失去了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不得不花更多的外汇去购买粮食。尽管这项激进的政策在实施6个月后就以失败告终，但造成的后果已然不可挽回，缺粮导致国内食品价格飙升，人民三餐难继，直接引发斯里兰卡陷入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斯里兰卡已被列入需要粮食外援的国家清单之中。 袁隆平院士说“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斯里兰卡正是绊倒在这一粒粮食上。一个有着鲜明农业特色的国家短短一两年就跌入粮食危机，再次给我们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 首先，稳产保供是粮食生产的第一要义，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粮食安全是“一失万无”的要紧事，推行任何一项粮食产业政策都不能动摇“稳”这一根本。对于斯里兰卡而言，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因疫情遭受重创，必然要开源节流。但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千方百计保证粮食生产，让人民在吃饱饭的基础上再寻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逐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要知道，先吃饱、再发展，这个逻辑不能倒置，也倒置不了。 其次，推行有机农业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不能轻率冒进。任何产业发展升级都有其自身规律，有机农业纵然能够满足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需求，但目前其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依赖有机农业保证粮食供给。农业民粹主义要不得，那种完全排斥化肥农药，甚至妖魔化化肥农药的极端观点，一旦变成政策和现实，后果不堪设想，斯里兰卡就是个可怕的教训。超越发展阶段和现状基础搞有机农业“一刀切”，注定失败。 再者，粮食生产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农民意愿。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他们是最了解土地、最懂得生产的人。斯里兰卡在推行有机农业政策之初就遭到农民的大量反对，但政府却一意孤行，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很多农民甚至通过放弃耕种土地来抗议，导致斯里兰卡1/3的农田被抛荒。 最后，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是靠不住的。斯里兰卡在粮食产业上的严重失误导致丢掉了自家饭碗，只能大量依赖进口。能买什么、能买多少、花多少钱买，全部失去自主权。雪上加霜的是，俄乌冲突以及西方随之而来的对俄制裁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多国限制粮食出口，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粮食，何况外汇储备早已见底的斯里兰卡。五谷丰熟，社稷安宁。当吃饭问题也要仰人鼻息，危机就不远了。 当然，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国情有很大不同，我们有完整的工农业产业链，经济韧性强，外汇储备充足，但我们的自信根本还是来源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时，才有稳得住的底气。居安思危，作为大国，经济腾挪空间大是我们的优势，但也正因为是大国，人口众多，粮食安全的弦更要绷得紧而又紧，容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心理。2200万人口的斯里兰卡尚且因为一次粮食政策的失误泥足深陷，更何况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斯里兰卡的危局仍在继续，中国承诺将向斯里兰卡提供1万吨大米的粮食援助，首批1000吨大米已经运抵科伦坡。7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夏粮增产丰收的消息。中国雪中送炭的粮食援助体现了大国担当，中国确保自身粮食安全是更大意义上的大国担当。我们期待斯里兰卡能早日走出困境，也期待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能牢牢记住这一声警钟。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今年是倡议提出20周年。7月17日至19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将在浙江省青田县举行。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具有重要历史人文价值、对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传统农业系统。通过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可以更好地挖掘传统农业价值，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实现遗产地的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繁荣。 今年5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位于福建省东南部的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省邯郸市的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使得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介绍说："入选遗产至少需五项标准。第一，保障食物和生计安全。中国目前获得认定的18项当中，有4项直接跟稻米有关，18项全部与生计有关。第二，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多功能性。第三，具有特有的农业知识体系和适应性技术。第四，是具有独特的农业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第五，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土地及水资源管理体系。"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全球首批、我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7月17日至19日，以"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将在浙江省青田县举行。大会也是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成果中一项。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表示，希望借大会倡导多边合作的交流平台、倡议凝聚行动一致的国际共识、实践丰富乡村振兴的要义内涵、促进互鉴农耕文明的传播传承。"这次大会将交流各国在利用文化遗产提高粮食系统韧性，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改善农民生计等方面的做法实践，共同推进乡村繁荣。我们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推动遗产地更多互动，碰撞出更多文明的火花。" 据了解，本次大会是20年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国组织召开的规模最大、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会议，已邀请到伊朗、意大利、秘鲁、泰国、坦桑尼亚等13个国家的农业部长，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法国、秘鲁、阿尔及利亚等19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7个国际机构高级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出席会议，共同探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粮食系统韧性、乡村可持续发展、农民生计改善等议题。

有“印度洋上的明珠”之称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中。 2022年6月14日，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因粮食短缺，公务员一周四天上班，周五种地。7月6日，斯里兰卡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向议会宣布“国家已经破产”,7月11日上午，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正式宣布辞职。 新冠疫情、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将斯里兰卡国内经济一步步逼入绝境。但有关人士分析指出，斯里兰卡国家衰落的最重要原因，是2021年4月政府对化肥和农用化学品的禁令。该禁令实施后，全国粮食产量剧烈下滑，食品价格飙升，农民收入大幅下降，大量农民干脆放弃了耕作土地。 看似利于环境、利于健康的有机农业，却如同釜底抽薪一般，让这个传统农业国家生命之火骤然熄灭。 以“绿色”的名义 一直以来，农业是斯里兰卡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其贡献了约18%的国内生产总值和30%的就业。水稻种植是大多数农村人口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水稻也是其国内最主要的农业作物。国内主要农业作物还包括茶叶、椰子、橡胶、糖等。 转向完全有机农业，是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 ）在2019年参加斯里兰卡总统竞选时的口号。当时，拉贾帕克萨的目标雄心勃勃：将斯里兰卡变为全球第一个拥有100%有机农业的国家。 在拉贾帕克萨当选总统几个月后，新冠疫情开始波及全球。疫情给斯里兰卡国内另一支柱产业旅游业以重创，但这并没有阻止拉贾帕克萨在2021年4月22日全面禁止进口和使用合成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 对于实施这一政策的原因，拉贾帕克萨称，限制和禁止进口化肥和农用化学品，将有助于控制国内因农业生产过度使用化学品而造成的人口医疗成本的上升。 根据美国农业部（UASD）2021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斯里兰卡的农业生产区，慢性肾脏病（CKD）非常普遍。斯里兰卡全国人口约2300万，800万劳动人口中，27%的比例从事农业生产和相关产业。尽管在农业生产区中，群体性慢性肾脏病病例增加的原因尚无定论，但一些观点认为，过度和不当使用（或滥用）化学肥料和农用化学品，可能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促成因素。 因此，拉贾帕克萨称，斯里兰卡政府通过这项“繁荣与辉煌愿景议程”，将淘汰在国内作物种植中的化肥和农用化学品，促进有机农业、有机肥料、有机食品消费以及有机食品和农产品的出口，改善斯里兰卡人民的健康。 另一方面，通过禁止化肥和农用化学品的进口，政府也试图节省这一项日益昂贵的外汇开支。2020年，斯里兰卡政府进口了大约325000吨化肥，用以分发给稻农，费用达到2.59亿美元，占该国进口总额的1.6%。 此外，作为农业政策的组成部分，斯里兰卡政府还实施着一项化肥补贴计划，总额约占政府经常性支出的2%。2019年，化肥补贴计划（针对水稻和其它作物）花费了政府约460亿卢比（LKR）（2.53亿美元），其中水稻生产中使用化肥全额补贴，化肥补贴还包括茶叶、蔬菜、椰子、橡胶、水果等其它作物。根据商品的不同，政府补贴50公斤装化肥市场价格的48%至88%。化肥补贴无意中也为农民提供了过度施肥的动力。 为了让农民接受这一恢宏政策，斯里兰卡政府承诺，将承担国家农业生产从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完全有机生产的成本。拉贾帕克萨和农业部长马欣达南达·阿鲁特加马格（Mahindananda Aluthgamage ）向农民保证，即使产量较低，政府也将以高于保证价格水平的价格购买其的水稻作物。同时，他们向消费者保证，大米的零售价格将不受影响。 此外，政府还保证每年供应100万吨有机肥料。 落空的有机肥料 然而，斯里兰卡政府的承诺并没有完全兑现。 2021年10月，当玛哈播种季到来之时，斯里兰卡全国各地的大多数农民不是在稻田里播种，而是在街头抗议，要求政府提供承诺的有机肥料。 斯里兰卡属于热带季风气候，一年中有两个种植季节，即玛哈季和雅拉季。玛哈季发生在东北季风期间，从9月到次年3月；雅拉季则发生在5月至8月。 斯里兰卡全岛农民联合会（AIFF）秘书 Sarath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指责当局不了解农民的需求，他表示，政府不仅武断和仓促地决定禁止进口化肥，而且没有为玛哈季提供足够的有机肥料，这让农民很失望。 “农民迫切需要的是氮肥以便开始耕种，但政府主要提供氯化钾肥料或一种叫做Bandi pohora的有机肥料，而这种特殊类型的肥料只是在收获前几周使用。”Sarath说。 他还表达了农民的主要担忧：因为土地几十年来一直大量使用化肥，停止施肥后，土壤中缺乏矿物质，作物产量会显著下降。 在 Kaudulla省，当地农民协会领导人K Asoka Karunaratne称，尽管当地农业部门正在向田地放水，但农民决定不耕种。“仅用水进行栽培有什么用？只有在适当的时间施用适当的肥料，作物才会茁壮成长。”他说。 基利诺奇省的Iranaimadu农民联合会也举行了抗议游行，要求政府供应肥料。在基利诺奇区，该地区71，000英亩稻田中只有40%开始了耕种。 Iranaimadu农民联合会秘书Muththu Sivamohan称，由于没有有机和化学肥料，许多农民被迫推迟种植。大多数农民对在种植中如何使用有机肥料知之甚少。不仅如此，政府所提供的大部分有机肥料的质量很差，如果使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杂草生长，从而增加了农民的痛苦。 在斯里兰卡，农民对化肥的依赖极高。2021年7月，斯里兰卡的Verité Research研究公司对9个省1042名农民进行了电话调查，超过90%的受访农民表示在日常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 85%的农民预计，如果他们不能使用化肥，他们的收成将大幅减少，平均预期减少47%。其中，对化肥依赖程度最高的是水稻（94%），其次是茶叶和橡胶（89%）2021年，美国农业部的一份报告分析指出，斯里兰卡“缺乏有机肥生产能力，加上缺乏进口有机肥料代替化学肥料的正式计划，增加了对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据估计，斯里兰卡每年可以生产200-300万吨有机堆肥，但需求大约是产量的三倍，仅仅是有机水稻种植，每年就需要400万吨有机肥料。 美国农业部的这份报告分析还预测，在化肥农药禁令实施的初期，稻田的产量不会立即降低，但由于斯里兰卡种植了大量肥料密集型的高产水稻品种，最终营养缺乏会蔓延，造成产量下降。此外，岛上种植的大多数蔬菜和水果作物都是依赖化肥的杂交品种。随着向有机肥料的转变，茶叶、橡胶和椰子产量预计都将下降，并导致收入下降。 斯里兰卡国内的农业经济学家也指出，立即地、非阶段性地用有机肥料取代化肥，将导致作物产量大幅下降。稻米产量的下降可能导致收入33%的损失。同样，茶叶作物的产量将下降 35%，可能导致收入损失 840 亿斯里兰卡卢比（4.25 亿美元）。 预言很快照进现实。化肥禁令后的短短六个月内，斯里兰卡国内的大米产量下降了20%，价格飙升了50%。斯里兰卡不得不进口价值4.5亿美元的大米。胡萝卜和西红柿的价格也上涨了5倍。 据《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篇文章报道，斯里拉卡政府向农民提供了2亿美元的直接补偿，并向遭受损失的稻农提供1.49亿美元的价格补贴。但这很难弥补禁令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农民们普遍批评补贴严重不足。 有机农业本身有错吗？ 《外交政策》杂志评论斯里兰卡政府的有机农业政策时称，“奇幻思维、技术官僚的狂妄自大、意识形态上的妄想、完全的短视导致了斯里兰卡的危机。这既包括该国的政治领导层，也包括可持续农业的倡导者：前者抓住有机农业的承诺，作为削减化肥补贴和进口的短视措施，后者则暗示，这样的国家农业部门的转变也可能会成功。” 在诸多压力下，斯里拉卡政府于2021年11月撤销了化肥禁令，但那时，斯里兰卡三分之一的农业用地由于缺乏及时施肥而未被利用，国内粮食安全线已经完全崩溃。 斯里兰卡农业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Gamini Senanayake教授表示，政府应该分阶段实施向有机肥料的转变，至少应该延长至三年，而不是在一夜之间做出决定后突然将其强加给农民。他说，农民很清楚化肥的有害影响，政府应该指导农民来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 在上述Verité Research7月份的调查中，近三分之二的斯里兰卡农民表示，他们支持政府让斯里兰卡进入有机农业的愿景，但其中近80%的人认为这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此外，只有20%的农民表示，他们储备了有机肥料的足够知识。农民们希望从政府得到有机肥料的建议和指示，有机肥料替代品的标准化供应，以及足够多的转型时间。 但这些，斯里兰卡政府都没有做到。 有机农业本身有过错吗？“当我们在发达国家争论转基因作物和杀虫剂的问题时，争论的结果并不能决定我们是否会挨饿。限制和禁止农民使用某些技术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美国科学与健康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 and health）的一篇评论文章说。 斯里兰卡农业经济学家Eva-Marie Meemken和Matin Qaim称，“这并不是说有机农业没有任何裨益; 当然有，但它的使用必须更有针对性。” “有机农业不是可持续农业一幅全球性的蓝图，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机方法在特定情况下无效。在某些条件下，有机农业显然对环境有利。” 农业专家们指出，从传统农业成功过渡到有机农业的关键，是认识到有机农业是低产量的代名词。平均而言，有机农业的产量比传统农业低20%，有机肥料的短缺使会使得数据变得更糟。因此，从传统农业到有机农业的转变必须分阶段进行，并在更长的时间内实施，以减轻粮食安全的压力，并确保健康作物的产量。 “如果在没有充分的基础保障，并让农民掌握足够知识的情况下，匆忙实施有机农业，最重要的要确保粮食安全不会因其采用而受到不利影响，否则有机农业可能弊大于利。斯里兰卡危机是这方面的一个痛苦教训，任何国家都不应再经历这一教训。”《外交政策》杂志评论说。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小麦和大豆期价12日全线下跌。 　　当天，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12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5.865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2.5美分，跌幅为6.76%；小麦9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8.1425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2.25美分，跌幅为4.93%；大豆11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13.43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下跌62美分，跌幅为4.41%。 　　受需求担忧影响，国际油价12日重挫逾7%。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当天发布的7月月度供需报告上调供给并下调部分需求预估，整体呈现偏空。 　　报告将对美国2022/23年度玉米期末库存的预估上调至14.7亿蒲式耳；大豆期末库存下调至2.3亿蒲式耳；小麦期末库存则上调至6.39亿蒲式耳。 　　在产量方面7月报告将对玉米单产的预估提高至创纪录的177蒲式耳，且由于美国玉米种植面积增加40万英亩，报告将2022年美国玉米产量预估提高了4500万蒲式耳。 　　而在大豆方面，报告维持对美国大豆单产预估为每英亩51.5蒲式耳，将2022年美国大豆产量下调1.35亿蒲式耳，将2022/23年度大豆出口预估下调6500万蒲式耳。 　　此外，报告预计美国春小麦和杜兰小麦产量合计为5.8亿蒲式耳，高于去年的3.31亿蒲式耳。预计2022/23年美国小麦出口将增加2500万蒲式耳至8亿蒲式耳。 　　全球范围内，报告将2022-2023年度全球玉米期末库存从6月预计的3.104亿吨提高至3.129亿吨；将全球大豆期末库存从1.005亿吨下调至9960万吨；将全球小麦期末库存从2.668亿吨上调至2.675亿吨。

美国玉米、大豆和小麦期货周二均大跌，此前美国农业部上调了主要农作物供应预估，令本已受到美元走强和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的谷物价格承压。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2月到期的玉米期货价格下跌6.8%，跌至每蒲式耳5.86-1/2美元，11月到期的大豆期货下跌4.4%，跌至至每蒲式耳13.43美元，9月到期的小麦期货下跌4.9%，跌至每蒲式耳8.14-1/4美元。 　　据了解，在最新的世界农业供需评估（WASDE）月度报告中，美国农业部下调了当季美国玉米需求预期，上调了美国国内玉米产量预期，并下调了美国大豆收成预期。Global Commodity Analytics总裁Mike Zuzolo称，"投资者预计需求会下跌，而目前看来他们猜对了。"但AgResource的分析师预计，焦点将很快从WASDE的报告转移到玉米种植带的天气前景上。在平原和中西部西部地区，暴发干旱的可能性正在急剧上升，极端高温和有限的降雨将迅速减少土壤水分。

意大利北部波河周边5个大区已因旱情进入紧急状态。波河水系是意大利北部田地、牧场的重要灌溉水源，波河水位已降至70年来最低，流域内多段河道干涸。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说，旱情正威胁意大利超过30%的农业产量。

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化融合发展，对提升县域农业产业链发展质量、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形成县域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格局颇有意义。以前我们讲农业数字化，更多是在消费端，并没有打通整个产业链，在县域内形成数字化全产业链。不过在实践中，这种局限正呈现出被逐渐破解的趋势。例如，当前农业数字化正越来越多地从消费端的“餐桌”走向更上游的生产端“土地”，推动许多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变成畅销网货。政府、平台企业、新农人一起构成了加速这一进程的主体，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创造者和利益分享者。 　　事实上，要推动农货变成网货，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农产品直接搬到网上销售。农产品要顺利“上网”，往往需要实现农业产业链的重塑。具体来看，在农货变成网货这个过程中，平台企业经常面临着“量上不来，质也达不到”的困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产品生产容易受到农业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产量和质量的波动。产量的区域不均衡，也导致难以形成稳定供货渠道。我国许多特色农产品比如蔬菜、水果，其最为重要的经营主体是农户。如何在农户分散经营的基础上，构建标准化、常态化的供应链体系，实现无公害、绿色、有机生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常常是农业产业化以及全链路数字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从农货到网货的变化，意味着农业产业的数字化场景需要实现从“餐桌”上溯到“土地”的产业链重塑，也意味着需要实现从消费端到服务端再到生产端的产业链重塑。从一些大型数字平台的实践来看，要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必须建立标准化和常态化的供应链。比如，某知名电商集团在全国12省落地数字农场，建设近百个产地仓、1200多个县域共配中心，在乡村以数字化手段打通农产品“产供销”全链路。其中，数字农场是通过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农田、环境、种植等信息进行全面数字化，从而帮助农业企业实现标准化生产管理；产地仓可以帮助农产品加工分选、就地配送，可以直接装箱启程；电商渠道为分选分级的农产品进行价格分层，带来更高水平的销售利润。 　　当然该模式还能进一步提升，可以在数字下乡的基础上，整合更多市场主体和参与者，形成更紧密的利益链条：建立农产品加工体系，通过对农产品的半加工、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加大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完善仓储物流体系，扩大农产品销售范围，平衡农产品季节性波动；加强产业软实力建设，提升农业品牌影响力，补齐电商人才、经营理念以及数字素养等方面的短板。 　　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链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也会给县域经济和新业态发展带来新机遇。上述案例中，平台企业的“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便是一次生动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多种功能不断被开发出来，农产品的价值链不断提升，县域产业链不断延伸，参与进来的市场主体也不断增多。借助“数字下沉”的发展红利，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县域就业创业的新机遇。很多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最常见的创业项目就是利用数字平台企业销售农产品。这类项目相对来说上手快，如果愿意坚持、方法得当，也容易见效。 　　当然，要实现农业产业链的全面升级，不仅要发挥平台企业的作用，还要探索建立产业链跟当地政府、跟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探索建立更合理的价值链分配机制，把价值留在县域。平台企业也需要思考如何更好下沉乡村、扎根乡土，通过类似特派员等途径，建立了解乡村社会、长期合作共赢的机制。各地政府也需要探索形成县域农业产业链数字化的产业治理机制，探索形成支持县域农业产业数字化的政策合力，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招商力度，加大数字农业产业园、物流园等基础平台设施的建设力度。

为了推动遗产地之间开展多样化自主互动，支持构建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共同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和水平，我国将于7月17日至19日在浙江省青田县举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 　　这是记者12日在农业农村部就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有关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介绍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重要历史人文价值、对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传统农业系统。中方倡议举办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希望倡导搭建多边合作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国际社会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同时推动各方就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播和传承达成共识，并丰富乡村振兴的要义内涵，促进互鉴农耕文明的传播传承。 　　据了解，本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以“保护共同农业遗产，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主题，邀请有关国家、区域、国际组织、学界等，探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粮食系统韧性、乡村可持续发展、农民生计改善等重要议题。 　　大会举办地青田地处浙南山区，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条件，创造了“以鱼肥田、以稻养鱼、鱼粮共存”的稻鱼生态系统。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宗明表示，大会将突出传播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反映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精心组织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农产品展示、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展等活动，以图片、视频、实物以及民族表演等形式，展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新成果。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2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出现了温馨一幕：吴普特校长为今年毕业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哈斯铁尔、于巧夫妇拨穗授学位后，夫妻俩将早已穿好“博士服”的宝贝女儿抱在怀中与吴校长合影留念，摄影师抓拍记录了这美好的瞬间。 11_副本.jpg 哈斯铁尔（Nurgulsim Kaster）2017年来到中国，在西农大动物科技学院攻读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学位。于巧（Akhymetkan Saltanat）2018年来到中国，在西农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攻读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可爱的孩子名叫丽莎（Kaster Riza），2019年在中国出生，今年3岁。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毕业啦。”于巧抱着孩子，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泪花。“上台前，这一幕已经在我们脑海中不知预演了多少遍，我们既紧张，又激动。很荣幸，今天吴校长见证了我们夫妻俩学业和爱情双丰收。” 来中国之前，哈斯铁尔曾是哈萨克斯坦赛富林农业技术大学的一名教师。2016年西农大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赛富林农业技术大学作为联盟的成员单位，与西农大的联系合作越来越频繁。2017年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哈斯铁尔被推荐到西农大留学。随后，妻子于巧也毅然辞掉原来工作，开始了在西农大的求学之路。 “来中国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语言。虽然第一年学习了中文，第二年才开始专业研究，但是，面对满满的专业术语，学习起来仍然困难重重。”讲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哈斯铁尔仿佛有讲不完的故事。“好不容易刚刚步入正轨，宝贝女儿出生了，没有长辈帮忙，夫妻俩都需要做实验，照看孩子就成为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挑战”。 在熟悉的人眼里，自从女儿出生后，哈斯铁尔就成了专业“奶爸”。一辆宝宝推车，一个卡通小书包，成为了“奶爸”的标配，校园里，到处留下了这对父女相伴相随的身影。“最后我们决定，白天我带娃，妈妈做实验，晚上，妈妈陪娃，我做实验。”哈斯铁尔说，“实验室最重要的是安全，刚开始我不能独立做实验，需要通过细胞间知识考核，中国学生可能准备半个月就能一次通过考试，而我则足足准备了两个月，前后考了两次才通过。我申请的是晚上独立实验，为此，导师昝林森教授和团队给了我更多的关心和指导。” 哈斯铁尔回忆说：“就这样，每天晚上8点，我准时从宿舍出发去北校实验室，凌晨1点返回宿舍，风雨无阻。有时，一个实验时间比较长，甚至会忙到第二天早上5点。无数个夜晚，我在实验室度过，大家已经进入甜蜜的梦乡，我的眼前只有仪器和药品。实验过程不容一点分心，困了、累了，我就站在窗前，遥望星空，呼吸下夜间凉爽的空气，洗把脸，打起精神，挑灯夜战。在写毕业论文的那段日子里，晚上为了不打搅母女休息，我就跑到国际学院办公楼二楼的教室里，一宿一宿地熬，真的挺不容易，但这一切都值得。最终在毕业前，我发表了6篇SCI论文，其中2篇是第一作者。” “我能提前毕业，离不了丈夫的体贴和支持，更离不开导师于修烛教授团队和国际学院的帮助。在学期间，我研究了哈萨克斯坦油脂油料生产、加工和贸易情况并形成了分析报告，发表在《中国油脂》期刊。”于巧一脸幸福，“2018年来到中国，第一年学习中文，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女儿出生后，又休了半年产假，一边是繁重的学业，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婴儿，有段时间，我甚至想过要放弃，多亏了导师悉心的指导和国际学院老师们的鼓励、帮助，让我能鼓足勇气，继续走下去……” “在中国，我们不仅收获了学业，也收获了爱情，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说到这儿，于巧拉起小丽莎的手，“我们的女儿出生在陕西杨凌，她早就是半个中国人了，现在比我们的中国话说得还要好。”于巧开心地笑了，“很奇怪，我们在家里都是说母语，她能听懂，却用中文和我们对话，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学会的。”说罢，于巧笑得更开心了。中哈友谊的种子，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播种下去，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我们很庆幸，来中国留学。在这里，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技能，了解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更见证、助力了中国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很荣幸参加过国际学院组织的留学生为陕西镇巴肉牛产业从业人员和农户进行的农技推广培训等活动，帮助我更全面地了解了多元中国。回国后，我想继续做老师，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教给我的学生，把我在中国了解的减贫实践经验告诉我的国家。”谈到毕业后的规划，哈斯铁尔充满信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同是上合组织国家的中哈两国深化合作交流创造了广阔空间，未来，我也要为中哈的友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俄乌冲突与极端气候等因素日益影响全球粮食供应，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借助农业保险科技化进程，助推农作物种植提效与粮食增产。 　　“事实上，当前全球农业保险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科技赋能降本增效。”一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产品创新部门人士向记者指出。一是近年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多，令依靠历史数据的农业保险已无法有效覆盖新的风险，需融合农作物种植与气候变化最新数据优化风控模型；二是在全球众多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地区，传统农业保险仍面临较高运营成本与覆盖面不足等局限，需要互联网技术降低农户投保成本，三是传统农业保险查勘方式仍效率低下，难以及时解决农户的资金压力。 　　在他看来，这些挑战若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将拖累很多国家民众种植积极性下降，导致全球粮食增产压力加大。 　　这也无形间驱动众多国家积极探索农业保险与科技的全面融合，通过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提高农业保险覆盖率，提升农险理赔效率与精确度，塑造农业保险生态链，有效解决粮食增产瓶颈。 　　如今，传感器、无人机、人工智能、遥感技术等新型科技已大量应用在现代农业领域，创造大量即时、完整、多维度的数据，为农业保险创新奠定扎实的基础。 　　比如美国农业部凭借这些高科技采集了大量农业播种数据，为美国农业保险产品精准定价、精准承保、高效理赔查勘、风险控制等提供了丰富数据来源。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农业金融服务公司（AFSC）则尝试运用无人驾驶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雷达图像、高分辨率卫星等高科技，大大提高农业保险查勘定损效率。 　　目前，国内众多财险公司也成功运用众多高科技，赋能农业保险科技化“蜕变”。比如平安产险已完成360余款指数保险产品储备，涉及气象指数、价格指数、产量指数、碳汇遥感指数等新型农险业务场景，保险标的囊括生猪、鸡蛋、马铃薯、森林等50余个农产品(000061)。 　　在多位农业保险领域业内人士看来，尽管取得诸多进展，国内农业保险科技化赋能仍需突破诸多发展瓶颈，包括相关部门需加快建立鼓励农险科技创新投入的政策体系，推动农业保险数据共享机制尽早落地，着手构建农业保险科技的应用标准等。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科技助力农险高质量发展白皮书（2022）》（下称《白皮书》）指出，当前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农业和农业保险，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探索农业保险与科技的融合路径，构建新型农业保险生态链，都给中国农业保险科技发展提供诸多启示与借鉴。 　　五大科技赋能 　　长期以来，全球农业保险都面临业务成本高、操作效率低、信息不对称、合规隐患大、保险定价粗放等五大痛点。 　　“尤其在近年极端气候频发与俄乌冲突升级的情况下，这些瓶颈对不少国家农业增产的拖累效应被进一步放大，倒逼这些国家加快农业保险科技化转型步伐。”上述国内财产保险公司产品创新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 　　《白皮书》指出，目前高科技对农业保险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 　　一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迅猛发展，令越来越多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流程从电脑端迁移到移动端，有效降低全球产险公司的人力成本与工作量，进而提升农业保险服务效率。 　　二是在3S技术（括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物联网(电子耳标、电子项圈等)与 人工智能AI 等高科技的支持下，全球产险公司可以建立种植业管理和养殖业数量精准管理系统，实现按图承保、数量识别精确承保模式，有效降低保险机构虚假承保的违规风险。 　　三是3S、AI与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帮助全球产险公司建立种植业“天、空、地”一体化的定损体系与养殖业死亡个体智能识别体系，实现按图理赔、识别理赔等精准理赔模式，提升保险机构定损的客观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规避保险机构虚假理赔和协议赔付等违规风险。 　　四是在气象、遥感等大数据的助力下，越来越多全球产险公司可以建立以科技为驱动的农业保险产品创新体系，推进农业保险的“扩面、提标和增品”。如今，众多欧美国家保险机构已凭借大数据分析与智能风控算法模型，创新开发天气指数保险、遥感指数保险、价格保险、产量保险、收入保险、“保险+期货”等保险产品，并借助天气指数数据跟踪、遥感指数解译、价格预测、遥感测产、期货量单对冲等技术助推农业保险业务快速发展。 　　五是随着气象、产量、灾情、保险理赔等大数据日益融合运用，全球产险公司已开发基于多源数据的农作物生产风险精算模型，实现主要农作物品种在不同地域的差异化生产风险评估，以此建立科学的保险费率动态调整机制，实现基于地区风险差异的不同保险定价，既能有效激发各地农户增产积极性，又可以协助产险公司持续提升业务竞争力。 　　记者获悉，农业保险的科技化转型，已在欧美国家取得诸多进展。 　　美国农业部研发的 Cropland Data Layer Program，就是借助卫星遥感技术，在当地玉米、大豆的主产区进行实时监测，保险公司则通过数据处理技术对这些主产区农作物生长变化状况进行分析，精确估算当地耕地面积，作为精准按图承保、规避虚假承保风险的重要依据。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 (IRI) 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正合作利用卫星数据改善指数保险，即卫星技术将提供更丰富且多维度的气候变化信息数据，帮助产险公司更精准地预测未来农业险赔付风险，尽早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瑞士保险科技初创企业Etherics 正致力于为当地农户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农业保险——使用当地天气参数作为智能合约的触发条件，即智能合约的各个关联方能独立获得相关验证信息，实现公平、及时与透明的赔付，将三个月的农业险理赔周期缩短至一周。 　　德国软件服务提供商365FarmNet基于欧洲航天局（ESA）的开放卫星数据绘制农产品生产状况图表，向当地农民提供农作物规划、产量预测、牲畜管理、运营分析等解决方案。目前安联等大型保险公司正在使用这家机构的科技，帮助自身降低农产品实际产量与预估值的偏差。 　　“欧美国家农业险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其中包括如何将科技与农险业务发展痛点紧密结合，进一步优化农业保险业务模式；保险机构如何增强遥感、卫星图像、地理信息系统等高科技的研发应用，补充自身农业保险数据不足等瓶颈；如何用好大数据技术提升农业保险创新步伐与理赔效率等。”前述国内财产保险公司产品创新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 　　在他看来，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农业数字化程度持续增强，保险机构还可以积极参与农业生态链建设，一是发现更多的保险产品创新应用场景，助力农户更好使用高科技解决自身农业生产问题；二是通过高科技服务广大农户同时，积累大量实际数据信息，解决自身农业数据不足等瓶颈，为未来产品创新与精准定价提供额外的支持。 　　中国农业保险科技化“破局” 　　通过汲取全球农业保险科技化转型的诸多经验，中国产险公司正在积极构建日益完善的新型农业保险服务生态。 　　《白皮书》显示，在移动互联、3S、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科技的驱动下，2017 年以来国内农业保险科技化征途迈入爆发期，众多保险公司充分使用各类高科技与大数据算法模型，研发大量新型农业保险产品。比如华农财产保险联合农信互联开展“互联网+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创新模式；中华保险联合蚂蚁金服提供“互联网+融资+保险+农业供应链”的一体化创新服务；平安产险推出“AI+农险”新模式，推出多模态生物识别、牲畜识别、OCR 票证通、声纹识别、签名识别等多项智能黑科技，广泛应用在农业保险领域。 　　此外，第三方科技公司正赋能国内保险机构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业态。比如北京佰信蓝图科技向多家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移动服务平台“农险云图”，北京佳格天地科技(600582)为农险企业提供遥感服务，北京航天信德通过高分卫星为农险企业提供遥感数据，深智恒际科技有限公司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牲畜识别技术等。 　　一位平安产险人士向记者透露，针对不同农作物生产，农业保险的科技化业态也是截然不同的。在种植险领域，他们正探索建立以“移动终端+卫星遥感+鸟瞰无人机+线下验证”四位一体的查勘定损模式，利用高精度卫星遥感影像，结合农作物光谱特征和物产气候特征，准确划分受灾面积，识别农作物不同受损等级，并通过抽样验证、校验遥感定损图等技术大幅提高理赔精准性；在养殖险领域，他们则打造“移动终端+水印相机+远程视频”模式，陆续试点NFC电子耳标、牛脸识别等技术，在疫情常态化和各类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借助远程视频和多方呼入技术，将科技与标准化流程相结合，大幅降低虚假理赔风险。随着农业保险科技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目前平安产险已探索“保险+期货”、“保险+农担”等产业振兴模式，撬动产业资金7.23亿元，助力14万户农户年合计增收4.2亿元，积极促进农业增产。 　　记者获悉，围绕不同科技赋能，国内农业保险的应用场景也各有侧重。比如国寿财险引入的铁塔遥感技术，主要依托“星、空、气、视、地”五位一体的种植业保险技术体系，对所承保的农作物生长进行全流程实时监控预警，广泛用于“按图承保”领域。 　　安华农险则将区块链技术用于部分地区的肉鸭养殖保险研发，设立智能理赔条件——通过计算及比对鸭雏进雏数量、饲养数据（包括饲养过程的死亡数量、饲料 用量、免疫接种等数据）、屠宰场数据等多方数据，验证肉鸭每日真实死亡数量，以此作为精准赔付的依据。 　　在多位农业保险业内人士看来，相比西方国家农业保险科技化进展，中国仍存在某些差距，包括科技与业务的结合仍有待加强，纵深发展不够大；农业保险科技服务覆盖面不够广；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科技运用能力发展不平衡等。 　　一家国内大型财险公司农业保险部门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调研发现，多数保险机构对遥感定损服务的接受价格约为 0.2-0.5 元/ 亩，但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实际成本投入（数据购买和人力成本）高于 0.5 元/亩，导致遥感定损技术的使用范围被压缩，未能在种植业保险获得更大的应用覆盖面。 　　“此外，国内部分科技在农业保险的应用效果还有待增强。”他指出。以牛脸识别为例，目前相关科技仍存在受拍摄角度及光线条件等外部因素影响大、识别实际成本高等瓶颈，导致应用实践范畴受限。 　　记者了解到，相比欧美国家农业保险科技化转型呈现均衡发展态势，国内保险公司的农险科技运用能力发展也不够平衡。具体而言，人保、平安、太保等大型保险公司正持续增加对农险科技的投入，引领农险科技化转型。然而，众多中小保险公司因业务量较小，对农险科技投入相对较低，难以有效覆盖农险科技的硬件设备与技术更新成本。 　　多位保险业内人士对此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需尽快建立鼓励农业保险科技投入的政策体系，推动各家保险公司积极加大科研投资，扭转当前国内保险公司农险科技运用能力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一方面则加快建立农业保险数据共享机制，降低保险公司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农业保险创新的运作成本。 　　“这背后，是相关部门需尽早确立农险科技的应用标准。”上述国内大型财险公司农业保险部门人士坦言。毕竟，农业保险科技化发展，需整合财政、农业、林草、气象、保险公司等多方信息资源，但不同来源的数据需引入统一的农险科技应用标准作为支撑，才能最大限度推动保险公司加快农业保险创新力度，助力中国农业保险更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日前，记者来到明光市明光街道严岗村，看到高粱种植已接近尾声。“我们流转了严岗村5000亩高标准农田，夏季种高粱，计划秋季种油菜。第一年因为农田改造刚完成，需要投入较高的成本，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会显现出来。”安徽福乐田园生态粮食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平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随着1.3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完成，明光市明光街道严岗、映山等村的村民不再为农田没人耕种担忧了。据介绍，严岗、映山等村不仅今年改造好的良田纷纷找到了“婆家”，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列入明年高标准农田改造计划的耕地也有种粮大户提前上门预约流转。 　　“我们村民组地处明光市郊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在城里打工，留守老人又无力种田，造成土地闲置。如今改造好的良田流转出去，既种上了粮食避免土地闲置，又增加了村民收入，解决了村民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严岗村下周村民组组长汪德银对记者说，该村民组的土地流转给福乐田园公司耕种，今年夏种全部是机械化，效率大大提高。 　　严岗村有片水渍地，过去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亩均收入不足千元，现在经过改造，一年可种麦、稻两季，还能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农业。村民方祖兵在改造后的8亩良田上建起了7个蔬菜大棚，种植了青菜、苋菜、茼蒿、大葱等十几个品种的蔬菜，供应明光、南京等地市场。方祖兵粗略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仅3分地的青菜，第一茬就卖了1000多元，“一年下来，一个大棚收入2万元不成问题。” 　　“改造后的农田，有路、沟、渠、涵相配套，便于机械化作业，节约了人力、物力成本。村里按照‘宜粮则粮、宜菜则菜’的方针，做好引导和服务。”严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班德友告诉记者，该村还有约6000亩农田将在明后年全部完成改造。 　　截至目前，滁州市共建成高标准农田615.3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2%。

6月30日，中国新疆—RCEP成员国优质农产品云对接会在线举办。 　　此次云对接活动以视频直播形式进行。130余家中外商协会、企业代表在农副产品、食品、农业技术、农机等领域就如何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共话互利共赢，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 　　为助力企业克服疫情拓市场保订单，本次活动采取一对一对接合作，企业免费参会的形式。会前按1∶3的比例对中外企业进行供需精准匹配，会中服务专员提供在线翻译、暖场撮合，实时对接企业进行一对一商洽；会后提供跟单运营服务，促进双方企业务实合作。 　　得益于精准对接，新疆和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很快对接到来自马来西亚的潜在客户。该企业是一家以出口番茄酱等产品为主的外贸企业，企业销售经理王晓东说：“非常感谢对接会平台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精准对接到国外客户，这也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我们想通过对接会平台，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了RCEP。RCEP涵盖多个重要农业生产国和农产品消费市场，成员国中既有日本、韩国等农产品进口大国，也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农产品出口大国，还有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农产品“大进大出”国家。该协定签署后，新疆抢抓RCEP机遇，努力扩大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合作规模，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1年，新疆对RCEP成员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为21.39亿元人民币，占新疆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总额的20.13%。其中，农产品进口占新疆对RCEP成员国进口总额的38.28%，农产品出口占新疆对RCEP成员国出口总额的14.31%。 　　自治区商务厅外事处处长左培江介绍，下半年，自治区商务厅还将举办中国新疆—RCEP成员国纺织服装云对接会、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企业家云对接会、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数字贸易论坛（中国新疆）等系列活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帮助企业开拓更大市场。

英国6月13日公布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旨在通过激励农业生产和加大政府对农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方式，以抵御俄乌冲突对该国造成的粮食供应危机和食品价格飙升。截至5月30日的数据显示，英国主要食品涨价潮凶猛，其中意大利面的价格过去12个月内急升50%，面包、米及薯片平均价格上涨逾15%。英国食品标准局6月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76%的英国消费者担忧未来食品涨价，从赈济机构领取救济食品的人数比例已由去年3月的9%增至今年3月的15%。截至2019年英国超过70%食品和饮品供应来自欧盟国家。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将在2029年前向农业技术创新和研究计划中投入2.7亿英镑（约合22.7亿元人民币），加大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行业的持久反弹韧性。此外，英国政府还寻求在整个食品供应链产业中扩大就业，为个人提供技能培训，为农业和种植业企业提供可持续经营的技术帮扶。

6月8日，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以“深化金砖合作，促进农业农村协同发展”为主题，重点围绕全球粮食安全、减贫等领域，就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领域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共同宣言》和《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农业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 　　唐仁健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特别是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举措，有力应对疫情灾情叠加交织带来的严峻挑战，立足国内端牢端稳了中国人的饭碗，主要靠自己解决了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脱贫地区全面建立了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及时将易返贫致贫人员纳入监测范围，及早采取精准帮扶举措消除风险。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针对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唐仁健提出三点倡议：一是聚焦粮食安全和减贫，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小农户发展、农村建设等方面加强知识分享、技术交流，深化农业务实合作，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金砖贡献”。二是坚决维护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增进农业贸易政策协同，在金砖国家内部探索构建长期稳定的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农产品、农业投入品等大宗商品顺畅流通，促进经济联通、合作共赢，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提供“金砖动能”。三是广泛拓展伙伴关系，深挖合作潜力，在金砖机制下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多双边农业合作，为全球粮农治理提供“金砖方案”。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配套召开了金砖国家农村发展和减贫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农村发展和减贫两项议题，交流经验，凝聚共识，挖掘潜能，共商应对危机挑战、努力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策建议。金砖国家农业部长、陕西省省长赵一德、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经济发展与减贫部部长库奇卡罗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作主旨发言。部分发展中国家驻华使节、金砖国家高校、企业代表，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代表等参加研讨交流。会上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农业农村发展论坛，为进一步促进金砖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机制平台。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6月8日，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以“深化金砖合作，促进农业农村协同发展”为主题，重点围绕全球粮食安全、减贫等领域，就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领域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十二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共同宣言》和《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战略》。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农业部长出席会议并发言。 唐仁健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特别是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举措，有力应对疫情灾情叠加交织带来的严峻挑战，立足国内端牢端稳了中国人的饭碗，主要靠自己解决了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脱贫地区全面建立了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及时将易返贫致贫人员纳入监测范围，及早采取精准帮扶举措消除风险。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针对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唐仁健提出三点倡议：一是聚焦粮食安全和减贫，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小农户发展、农村建设等方面加强知识分享、技术交流，深化农业务实合作，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金砖贡献”。二是坚决维护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增进农业贸易政策协同，在金砖国家内部探索构建长期稳定的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农产品、农业投入品等大宗商品顺畅流通，促进经济联通、合作共赢，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提供“金砖动能”。三是广泛拓展伙伴关系，深挖合作潜力，在金砖机制下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多双边农业合作，为全球粮农治理提供“金砖方案”。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配套召开了金砖国家农村发展和减贫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农村发展和减贫两项议题，交流经验，凝聚共识，挖掘潜能，共商应对危机挑战、努力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策建议。金砖国家农业部长、陕西省省长赵一德、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兼经济发展与减贫部部长库奇卡罗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作主旨发言。部分发展中国家驻华使节、金砖国家高校、企业代表，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代表等参加研讨交流。会上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农业农村发展论坛，为进一步促进金砖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机制平台。

太阳光光谱分离、植物工厂、匀光板……对于32岁的苏丹籍博士阿里来说，在中国学到的这些光伏农业技术，也许可以让干旱少雨的非洲找到新的农业发展方案。 阿里出生于苏丹南部森纳尔州一个农民家庭，农业是苏丹经济的重要支柱。尽管苏丹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但同时也面临着干旱、粮食不足等问题。 2015年，在苏丹工作一年的阿里申请到了来中国留学的奖学金，在昆明理工大学攻读热能工程硕士学位，研究太阳能发电。临近毕业时参加的一次新能源论坛会议，让他意识到太阳能有着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这场会议上，我听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文教授关于光伏农业的介绍，这种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可以发电并有效节约水分。如果我学会这个技术，可以解决家乡农业的很多问题。”阿里说。 在和刘文教授深入交流后，阿里更坚定了研究光伏农业的决心，并在3个月后申请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专业研究光伏农业的博士。 5月31日，阿里在撰写光伏农业相关的科研论文。新华社记者 汪海月 摄 在此前太阳能发电知识的基础上，阿里又开始学习如何种植、灌溉、施肥和收获，如何建立光伏温室，以及如何计算光伏农业系统下的植物水分蒸发量。 “我常常和同学在学校的实验基地里忙活，我们种了很多西红柿、茄子和辣椒，还有各种玫瑰，看起来和农民没什么两样。”阿里笑着说道。 2021年，阿里来到一片更大的试验田——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中科大光电农业实验基地。在这片4亩多的土地上，他开始研究光伏农业系统对于植物水分蒸发的影响。 8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博士每天戴着草帽，穿着胶鞋和同学在田间地头忙活，在地里播种花生、大豆和红薯，并搭建起光伏系统。 “我们通过应用聚合物多层光学膜和匀光板，对太阳光进行干预和分离，只放入植物生长所需的部分光，其它光用于发电，在满足植物光合作用的同时减少水分蒸发。”阿里说，通过与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对照组植物相比，这个实验证明了在光学膜和匀光板下生长的植物水分蒸发量可以降低超过30%。 在阿里看来，这些研究发现在自己的家乡可以派上“大用场”。“苏丹以种植高粱、小麦、玉米这些喜阳作物为主，夏天光照强，很多蔬菜种不了。如果引入光伏农业和温室，我们可以控制光照、温度以及水分蒸发量，这样人们在苏丹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更多品种的蔬菜水果。”阿里说。 6月上旬，阿里和同学将继续踏上皖北的土地，进行光伏农业的研究实验。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的一次次奔走中，他常常惊叹于中国科技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些创新技术运用于苏丹的农业发展中。 谈及未来，阿里打算博士毕业后继续在中国攻读博士后，进一步研究光伏农业。回国后他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将在中国学习的先进农业科技传授给更多人，并开办一家光伏农业科技公司，在苏丹和更多的非洲国家推广应用光伏农业。 “在中国这几年的学习让我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也对苏丹光伏农业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希望能早日将在中国学习的技术应用在非洲。”阿里说。

　近日，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广德福大使应约分别会见了肯尼亚驻意大利及联合国粮农机构大使杰奎琳·勇佳女士、西班牙驻意大利及联合国粮农机构大使阿方索·达斯蒂。 　　双方分别就加强联合国粮农机构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深化中国与肯尼亚及西班牙农业双边合作等事项开展了深入交流，并重点就推进国际农发基金改革治理交换了意见。 　　广德福强调，中国与国际农发基金有着四十多年的良好合作，历任总裁均对华友好并多次访华。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国际农发基金重要的捐资国，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国际农发基金做大做强，共同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副代表、参赞梅红永陪同会见。发展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副代表、参赞梅红永陪同会见。

疫情之下，我国口粮供给情况是否充足？未来十年，主要农产品市场将呈现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国际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情况又会产生何种变化？近日，2022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2-2031）》（以下简称《报告》），介绍了稻米、小麦、玉米、大豆等18个（种）主要农产品2021年市场形势，对未来10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消费、贸易、价格走势进行展望。《报告》称：未来10年，农业发展之基更加牢靠，乡村全面振兴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得到切实保障，农产品消费升级明显加快。 粮食有效供给得到切实保障品种有望更新换代 《报告》指出，受益于农业政策的持续发力，未来10年，粮食播种面积有望稳定在17.5亿亩以上，其中谷物面积稳定在14.5亿亩左右，口粮面积稳定在8亿亩以上，大豆面积扩大到2亿亩；油料作物播种面积将达到2.26亿亩。 未来10年，我国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优质粳稻和强筋、弱筋优质专用小麦产量稳定增加，玉米、大豆产量将分别达到3.24亿吨和3507万吨，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能够完全确保，粮食自给率提高到88％左右，猪肉产量稳定在5600万吨左右，奶类产量近54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到7100万吨。 随着种业振兴行动深入实施，粮食品种有望实现一轮更新换代，设施条件保障不断强化，将建成高标准农田12亿亩左右，科技增产更加有力，展望期内预计粮食单产水平提高6.4％。 稻米：未来10年稻谷生产总体将保持稳定态势，播种面积稳中略降，单产水平逐步提高，稻谷产量稳定在2.1亿吨以上。随着居民食物消费不断升级，稻谷消费呈稳中略降趋势，消费量总体仍将保持在约2.1亿吨；其中口粮消费继续下降，但占稻谷消费比重保持在69％以上，饲用消费将随着畜牧业发展及饲料成本价格变化呈先减后增趋势。稻谷供求关系总体处于宽松态势，大米进口主要是满足品种调剂需求。 小麦：未来10年，小麦生产区域布局和品质结构将不断优化，播种面积稳定在3.5亿亩左右，单产水平不断提高，产量稳步增长，2031年将达到14471万吨。随着玉米产量逐步增长，小麦与玉米比价将保持在合理区间，小麦饲料消费将回落至常年水平，但工业消费增长空间仍较大，小麦消费整体先降后增。中国仍将进口部分专用小麦用于品种调剂需求，但随着国内优质小麦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优质专用小麦进口需求将下降。 玉米：未来10年，玉米播种面积先降后增，末期有望稳定在6.5亿亩；随着玉米种植模式不断优化、育种技术和田间管理技术推广应用，单产水平稳步提升，预计年均增长1.7％；产量增长主要来自单产贡献，预计2031年玉米产量将达到32393万吨，年均增长2％。由于玉米饲用消费继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工业消费需求依然强劲，玉米消费量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31年玉米消费量为32821万吨，年均增长1.5％。玉米供求关系将由偏紧逐步向基本平衡格局转变，进口量下降后趋于稳定，预计2031年进口量降至757万吨。 肉类产量和消费持续增长产品自给率不断提高 《报告》显示，2022年肉类产量和消费量增长，价格走势相对温和。2022年畜禽生产形势整体较好，肉类产量小幅增长，预计9206万吨，比上年增长2.3％；消费稳中有增，预计9779万吨，比上年增长0.5％；进口明显缩减，预计634万吨，比上年减少20.2％。市场供应相对充足，产品对外依存度进一步降低，市场整体运行相对平稳。长期来看，产量和消费量稳中有增，进口减少。 未来10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加速，畜禽生产能力将逐步提高，产量将稳步增加至9685万吨，但增速放缓，年均增长1.7％，生产结构逐步调整，猪肉占比趋降；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量将呈稳中有增态势，2031年将达到10127万吨，年均增长1.4％，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牛肉、羊肉、禽肉消费量占比将提高；国内肉类产业增产扩能，肉类产品自给率不断提高，进口呈下降趋势，预计2031年进口量509万吨。在无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影响下，肉类价格波动幅度趋窄。 猪肉：2022年猪肉产量预计为5450万吨，增2.9％，出栏量为6.94亿头，增3.4％；猪肉进口量预计为250万吨左右，较上年下降32.3％；猪肉消费量和猪肉人均占有量将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分别为5691万吨和40.3千克，均较上年增长0.6％；生猪和猪肉价格上半年低迷，下半年将会逐渐接近常态价格水平。 未来10年，规模化水平、产业集中度提高和产业链完善以及调控政策优化提升了猪肉供给稳定性。中国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年均增速将分别达1.9％和2.1％，2031年预计分别达到6.99亿头和5591万吨；消费总量和人均占有量总体平稳，到2031年消费量和人均占有量预计将分别达到5699万吨和40.19千克。国际贸易方面，国内供给平稳将带动猪肉进口需求逐步减少。预计在2023年生猪价格或将再次进入新一轮价格周期，但规模水平提升，猪价波动幅度将会较上两轮周期显著下降，猪价将会窄幅波动。 禽肉：2022年，由于快大型白羽肉鸡种鸡存栏处于历史高位，黄羽肉鸡和白羽肉鸭等产能压减基本到位，预计产量继续小幅增加到2394万吨，比上年增长0.6％；随着生猪价格回落，禽肉消费替代空间持续压缩，消费量有所减少；预计进口量明显减少，出口量基本稳定；受饲料成本拉动和消费小幅下滑双重影响，价格基本稳定或小幅下降。 未来10年，随着肉禽产业布局优化、一体化养殖比重增长和养殖技术提高，产量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逐步回落，年均增长1.2％，2031年将达到2634万吨。大众禽肉消费观念日益成熟，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加工技术逐步提升，优质、特色差异化产品供给持续增加，禽肉消费继续增加，预计年均增长0.9％，2031年将达到2639万吨；禽肉保持基本自给，进口禽肉产品主要集中为鸡翅和鸡爪等，进口量先降后稳，出口目的地增加，出口禽肉产品类型丰富，出口继续小幅增长，预计2031年进口量和出口量分别达到58万吨和53万吨；肉禽饲养人工、环保等成本长期趋增，饲料成本波动加剧，禽肉价格将震荡上行。 牛羊肉：2021年，在“粮改饲”、牛羊政策性保险试点等利好政策带动下，产量持续增加，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为698万吨、514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3.7％、4.4％；消费稳步增长，分别为931万吨、555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5.3％和4.9％；进口继续增加，分别为233.28万吨、41.07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10.1％、12.5％；价格保持高位运行，集市平均价格分别为86.52元/千克、84.28元/千克，比上年分别上涨2.9％、4.6％。 展望期内，随着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产业素质和生产水平稳步提升，专业化、规模化程度提高，产业发展持续向好。预计2022年，产量分别为710万吨、523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1.7％、1.8％；2031年，分别为772万吨、571万吨。在居民消费升级的带动下消费保持增长，但受老龄化和人口总量拐点来临的影响，中后期消费增速将逐步减缓。供给能力将逐步提升，加之消费增速趋缓，进口将保持稳定。 农产品消费升级明显加快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 收入持续增长和畜牧业生产扩大带动居民消费升级明显，展望期内口粮需求呈下降趋势，饲料需求大于国内生产能力，玉米消费量年均增长1.5％；肉类、奶制品、蔬菜、水果、水产品消费量年均增长1.4％、4.1％、0.9％、1.97％和0.9％，其中，禽肉、牛肉、羊肉、禽蛋、奶制品、水产品年人均消费量将分别增加到18.61千克、7.45千克、4.35千克、25.52千克、63.2千克、44.6千克。 农产品贸易继续保持活跃，进出口数量将发生显著变化。受耕地、水资源等刚性约束，粮食供求中长期仍将处于紧平衡态势，中国仍将是众多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但由于消费增速低于产量增长，大多数农产品进口呈明显下降趋势。大米、小麦进口仍以品种调剂为主，玉米进口将从近年的历史高位大幅下降，年均降幅6.5％，大豆进口年均降幅1％，粮食进口减少到1.26亿吨；猪肉进口减少到120万吨，展望期内下降50％以上，同期食用植物油进口下降20％左右。 农产品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进口依存度高的农产品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劳动力、物质投入等生产成本上涨是农产品价格的重要支撑，稻谷、小麦价格将小幅上涨，同时优质优价更加明显；玉米、大豆、棉花、食糖、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联动性强，价格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肉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价格，受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总体趋涨，周期性因素和突发性事件仍是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

在5月2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在提问中说到，近期个别西方国家出现批评中国在国际市场囤积粮食的论调。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身力量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没有必要去国际市场囤积粮食。 这一回应正是基于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和预期作出的准确判断。对于在国际上囤粮这件事，必须说，这不是事实，而且客观上也没必要。 当前，受国际局势影响，全球粮价上涨，同时多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引起全球范围内对粮食危机的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戒备的目光投向中国，有的可能担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到国际市场上囤粮，会加剧粮价上涨趋势；但也不排除有的国家别有用心，故意给中国制造国际舆论对立。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实际情况是，中国从主观上就不想去别人那里囤粮，而且相反，中国始终强调粮食自给，党的十八大以后确立“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到现在也已经近10年了。这么多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我们从没放松过对粮食安全的警醒。 当前粮食紧缺了、粮价大涨了，各国开始重视本国粮食安全了；但在粮价大跌的时候，包括就在前些年，粮食到岸价格甚至低于国内价格，出现“粮价倒挂”现象，有多少国家能顶住这种价格诱惑呢？但即便那时，我国粮食安全理念也始终岿然不动，为此宁愿拿出真金白银加大补贴、提高收储价格等等，也要力保粮食自给不动摇。 这可以理解为一个14亿人口群体立身的根本、一个经历过饥饿的国家的执念、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的自尊；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对世界所展现出负责任的态度：不向世界伸手，靠自己的力量，用全球不足9％的土地养活1/5的人口，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反饥饿最大的贡献，对国际粮食稳定最有力的保障。 客观上，中国也有能力依靠自己解决本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没必要到国际上囤粮。 一方面，我们的储备粮足够。到2021年，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连续第18年丰收，而且总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是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 在疫情持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历经几次超大城市、千万级人口居家。如果说刚开始人们对粮食够不够吃还有疑虑，那么到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担心这个问题了。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哪个城市里居家，至少饭是管够的。 另一方面，新一季的粮食正在源源不断、持续稳定地产出着。今年夏粮已经开始收获，联合收割机大军又开启了从南到北的小麦机收之旅。没有意外的话，今年又将是个丰收年。 其实，这一季小麦开局并不顺利。去年的罕见秋汛导致1/3面积的小麦晚播了半个月，苗情不容乐观。不过，经过前段时间上下齐心、共同努力，这些不利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我们现在抓粮食生产，可以说有体系、有队伍，有路径、有方法，有政策工具包、有科技明白纸，已经具备了稳定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有稳定而乐观的心理预期，除非遇到重大灾害，否则粮食产量不会大起大落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去国际上囤粮呢？而且粮食不是工业品，储存期短、时间长了会变陈化粮，囤多了不是浪费吗！ 值得强调的是，不囤粮不代表没有正常的粮食进口。粮食贸易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是各国资源互补的一种方式。我们一面对外出口，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一面也从国外进口部分大豆、玉米以及用于品种调节的少量主粮。 这些进口和出口本身就是国际粮食贸易秩序中的一个环节，飙升或突降都不利于保持稳定，从长远看也会破坏国际粮食贸易秩序。所以，正常的粮食进出口不能成为指责中国囤粮的理由。 当然，强调粮食自给，并不代表独善其身。我们同时也在向一些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向非洲、拉美地区派遣农业专家。但不论怎样，中国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兼济天下，不需要一些西方国家来指手画脚。

提要 　　小满已至，湖北开启“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农忙模式。 　　以夏补秋，全年丰收；以秋补夏，担惊受怕。“三夏”一季，连着种、收两头，又关系到全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5月17日，全省“三夏”工作会议在钟祥举行，再加措施，再鼓干劲，督促各地要抢抓农时，围绕耕、种、收、管等环节全面发力，确保夏粮夏油颗粒归仓、水稻适时播种，再夺粮食丰收。 　　麦、油颗粒归仓 　　5月17日，钟祥市石牌镇真武村油菜轮作示范田，收割机来回穿梭，将晾晒成熟的油菜捡拾脱粒，油菜籽从出仓口倾泻而下，当即装车运走；身后的油菜秆被切割成碎末，还田作肥。 　　在另一块田里，一次性收割机“狼吞虎咽”，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四道工序一气呵成。 　　眼下，油菜已收割六七成，小麦也大面积开镰。 　　荆州市夏粮占全年粮食总产的11%，小麦面积244.8万亩。据田间测产折算，小麦单产230.78公斤/亩，较上年增加37.13公斤/亩，预计总产56.5万吨，较上年增幅18.97%。 　　“今年风调雨顺，农技服务到家，病虫害少，小麦质量好、价格高！”江陵县种粮大户李立新种植小麦500亩，一连几天抓紧抢收。去年，小麦收购价格0.75元/斤；今年，湿麦收购价格1.22元/斤，干麦价更高。 　　全省小麦收获的机械化率超过90%，提高农机作业效率，直接关系夏粮收获质量。“三夏”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要科学调度农机具，充分调动农机合作组织的机收作用，大力推行跨区作业、“一条龙”作业、订单作业、套餐式服务等，提升机收效率；同时，全力做好农机减损工作，力争小麦机收损失率降低0.5个百分点、挽回损失5000万斤以上，油菜机收损失率降低2个百分点、挽回损失7000万斤以上。 　　“各地要确保完成硬任务，把成熟的作物装进粮仓。”会议透露，我省小麦面积与去年基本持平，但单产、总产都实现增长，油菜、马铃薯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夏粮夏油丰产态势明显。 　　种满种足不空田 　　今年，钟祥市春夏播面积209.24万亩，要求“种满种足不空田”。 　　在彭墩村中稻机插现场，17台高速智能插秧机在田间作业。其中，一台带有水稻侧深施肥装置的井关PZ60，将秧苗有序插进泥地的同时，也将肥料定量施于土壤里。 　　在真武村，2行玉米套种4行大豆，或4行玉米套种4行大豆。这是我国大力推广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增强抗病和抗倒伏能力，比起单独种植每亩可增收约430元。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今年，省委、省政府坚决扛起粮食安全生产责任，3月起分解下达今年粮食、大豆生产目标，明确为“不能突破的底线”。 　　黄冈通过早稻集中育秧工厂，实行免费供种、统一供肥、统一病虫害防控等，引导龙头企业实施早稻订单生产10万亩，全市早稻达64.5万亩，增加6万亩。全市已完成春夏播475万亩，占任务的79.2%。 　　咸宁市部署撂荒地整治工作，派出3个督查组，对6个县市区撂荒耕地开展督查巡查。目前，正加快提升撂荒耕地区域基础设施，实现复耕复种，确保不误农时。 　　截至5月12日，全省春播粮食已经播种到田2105万亩。早稻全部适期到田，比去年增加。中稻育秧可移栽大田1392.3万亩，已播栽到田788.8万亩。春玉米、春大豆分别播种800万亩、154万亩。 　　会议要求，各地要千方百计稳住水稻面积，适当扩大玉米种植规模，探索示范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红薯、马铃薯等特色粮食作物，“完不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将严肃问责。” 　　“三分种，七分管。”各地要全面加强田管，统筹考虑粮食安全、农产品绿色供给，大力推广侧深施肥、种肥同播、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施肥技术。 　　尽管我省农田生产早已不是望天收，但是防灾减灾依然十分重要。会议强调要科学防灾减灾，分区域、分灾种、分作物细化技术预案；推进“虫口夺粮”，及时开展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坚决遏制大面积暴发流行。 　　甘当店小二 努力保丰收 　　打好丰收“第一仗”，全省农业农村、交通、粮食等部门甘当店小二，一系列惠农政策、服务接踵而来。 　　省农业农村厅与中石化、中石油湖北分公司签订“三优一免”保障农机作业用油战略框架协议，提高优惠幅度。同时，加强技术保障，开展送技术到田到户活动，派出植保专家组现场指导，邀请院士专家线上线下授课培训。 　　省交通运输厅继续对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实行免交通行费。目前，我省已印制《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跨区作业证》1.1万份，确保足额发放。各地交通运输系统已组建专班，充实一线力量，确保相关车辆快速查验快速通过收费站。 　　省粮食局调查显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质量均好于上年，市场价格也好于以往。水分在15%以内新麦目前开秤价1.35元/斤左右，达标小麦价格1.42-1.47元/斤，远高于1.15元/斤的国家小麦托市价格，预计完全不需要启动托市收购。含油量38%的油菜籽开秤价在3.1-3.2元/斤，预计保持稳中有升。“后期将会同中储粮组织做好托市定点工作，一旦价格出现下滑，按程序迅速启动预案，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该局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省备足夏收仓容113亿斤，是预计收购量的1.7倍，仓房维修、空仓消毒、设施设备均已就绪。建成752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日烘干能力达到10.4万吨，后期将加大谷物烘干机补贴力度。 　　针对化肥等农资涨幅较大的情况，省委、省政府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我省农资供应，推动化肥企业开足马力；继续落实稻谷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惠农政策，稳定农民种粮预期；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一批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发挥商超、电商等流通主体作用，积极对接北上广，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 　　组织有力，政策叠加，服务跟进，湖北夏粮夏油丰收有底气。

巴西拥有广阔的耕作土地，气候适宜农业发展，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销售市场之一。利用飞机喷洒农药，不受地理条件、环境等因素制约，可以实现高效率、专业化、大面积的病虫害统防统治，因此，适合于大面积病虫害防治的有人驾驶农业飞机，是巴西农业飞防的中坚力量。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作为全球第三大商用飞机制造商，拥有五十余年商用飞机、公务机、防务及安保飞机以及农用飞机制造的丰富经验，近年来更是把农业机型研发作为公司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 　　在巴西，载人农业飞机是植保飞防的主要形式。巴西载人农业航空应用历史可追溯到1947年，历经70多年的发展，巴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业航空力量。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公共关系处的罗伯特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说，巴航在农用飞机制造商中保持领先地位，其主打机型为依帕内玛飞机，广泛用于大豆、玉米、棉花、甘蔗、香蕉、柑橘、咖啡等农作物生产，执行播种、杀虫和灭火等任务。 　　与传统农作物喷雾器相比较，使用依帕内玛农用飞机进行空中农药喷洒，能够避免地面作业时踩踏、碾压种苗带来的损失，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具有更为高效的喷药作业效率，实现农药“减量增效”，确保食品安全、生态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自2005年以来，伊帕内玛机型一直使用乙醇作为燃料，成为巴航首款通过可再生能源认证并批量生产的机型。 　　自2018年起，巴航依帕内玛机型系列产品占据了巴西农用飞机市场超过60%的份额。今年前五个月，依帕内玛机型获得39架新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销量再创新高。 　　“伊帕内玛机型是巴西农业企业的重要伙伴，深受市场的青睐，在取得现阶段的成功之后，我们对2023年的销售预测也充满期待。”罗伯特说。 　　巴航售后部门也不断加强对农业机型的配套服务，使公司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罗伯特指出，公司出台的售后服务已经延伸到包含技术支持、金融服务、使用维护、培训、飞行及地面信息等方方面面。公司建有专门为农业机型客户服务的客户中心，拥有机库、工作室和贵宾室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可以提供包括飞机维护、部件维修、技术升级维护管理等服务。通过建立客户数据管理库，有效改进航材订货程序、订单跟踪、库存管理，便于运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得到快速解决，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 　　公司还通过建立一体化的售后服务中心和区域性的售后服务站点，划分服务区域，合理分配人力和物力，降低售后服务及仓储压力，同时保证服务好用户。 　　根据巴西工业联合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巴西国内农用无人机订单增长强劲，自2019年起每年均实现50%以上的增长。订单需求主要来自大豆和甘蔗生产者，通过无人机实现局部区域定点防治，大大提高了农药的使用效率和精确度，进而改善了病虫害管理和农作物的生产率。 　　罗伯特表示，到2025年巴西无人机市场规模将会超过2亿美元，巴航也将目光投入到这块极具发展潜力的市场。 　　巴航将重点开发装载摄像头和感应器的无人机来监测庄稼的生长、病虫害情况或者定点精确喷洒杀虫剂和农药。由于无人机空中航线设置灵活，飞行速度也可以自行控制，并且无人机重量轻、体积小、喷洒覆盖的农田面积大，可轻松实现地形复杂的农田地区的农药喷洒作业，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