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淮流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子身后，率先将老子思想发扬光大的是道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文子。据传他姓辛，号计然，生卒年不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并说文子是“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关于文子的生平事迹，史籍所载甚略。至于文子是何地人，史籍亦无明确记载。据学者考证，文子当为陈蔡一带人，也即城父或谯(均在今安徽亳州境内)一带人。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陈蔡一带是文子早年的活动范围。正是在这一带，文子有机会师从老子学道并宣扬道家思想。老子的道学之所以能够迅速在楚国流传，文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文子曾经游学到齐国。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王曾问政于文子，而文子关于如何治国的回答则是基于道家思想的。文子把道家思想带到齐国后，彭蒙、田骈、慎到等人皆师从文子，成为文子后学,由此在齐国形成了黄老道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流传到隋唐时期，则增为十二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文子》十二卷，这主要是历代学者以《淮南子》等古籍为依据，通过辑佚、补编而成。十二卷依次为《道原》《精诚》《十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义》《上礼》。各卷开篇均冠以“老子曰”三字。其内容皆以阐扬老子的“道”为宗旨,同时亦有发挥、引申,并杂糅儒、墨、名、法诸家之说。古本《文子》已散佚，今本《文子》虽经后人增改润益，可能会有与原貌不尽相同之处，但仍然不失为研究文子思想的可靠资料。 文子的活动年代虽然与孔子大致同时，但其思想产生影响却是战国中、后期的事。而汉唐时期，则是文子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东汉学者王充对文子推崇备至，他在《论衡·自然》篇中将文子与老子相提并论，赞叹道：“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文子》在唐代更是地位显赫。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文子》为《通玄真经》，从此《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与《老子》（又名《道德真经》）、《庄子》（又名《南华真经》）、《列子》（又名《冲虚真经》）被视为道教的四大经典。 然而享有盛名的同时，对于《文子》一书的质疑、否定之声亦随之增多。班固就曾说《文子》书中“称周平王问，似伪托者也”，因为周平王早于文子230多年，不可能与文子问答。唐代柳宗元称《文子》为“驳书”，认为《文子》内容驳杂，并混夹着抄自儒、墨、名、法诸家的语句。1973年，河北定县40号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竹简本《文子》。不但确证了《文子》不是伪书，而且澄清了班固导致的误解：原来与文子问答的“平王”，并不是周平王，而是与文子同时代的楚平王。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坚在《文子缵义》中说“楚平王不听其（指文子）言，遂有鞭尸之祸也”。楚平王与文子确曾有过问答，并曾接受过文子的思想。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宣布与民休养生息，实施宽民、惠民政策。但不久，他在奸臣费无忌等人的撺掇下，改变了这些政策。楚平王二年，费无忌奉命到秦国去聘孟嬴为太子建之妻时，发现孟嬴貌美异常，就劝平王自娶。平王好色，居然自娶孟嬴。后来平王逼走了太子建，杀掉了太子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次子伍员（伍子胥）逃亡吴国，尔后亲率吴军打败楚军，攻下楚国都城。虽然楚平王已死，伍员仍掘墓鞭尸三百。 《文子》体现了黄老道家经世致用的特征。所谓黄老道家，主要是将老子思想与托名于黄帝的儒、法、阴阳、墨诸家有关思想结合，而其基本观念，则是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无为而治”思想，不过黄老道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清人孙星衍在《问字堂集·文子序》中说：“黄帝之言，述于老聃；黄老之学，存于文子，西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称道其说，故其书最显。”清人洪亮吉在《河上公老子章句序》中指出：“自汉兴，黄老之学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老子之徒有文子，其书述老氏之言为多，世亦并尊之。当时，上自天子及士大夫，内及宫阃，莫不服膺黄老之言，以施诸实事，其尊老子、文子也，与孔、颜并。”老子和文子，与孔子及其弟子颜回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尊崇。 文子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并对老子的思想进行发挥、引申，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基本保留在《文子》一书中。书中最主要的观念，可以概括为“四修”和“四经”。 “四修”是《文子》的核心理念。《文子·道德》篇说：“御之以道，养之以德，无示以贤，无加以力……四者诚修，正道几矣。”所谓“四修”，就是用“道”来统领，用“德”来养育，不显示贤能，不强加外力。文子认为,真正实现了这“四修”，那就接近“正道”了。如果君臣上下都能够遵从“四修”之道，就一定能收到“民附”“民服”“民足”“民朴”的效果，而社会和百姓也就可以“自全”“自安”。《老子·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文子的“四修”思想则将老子的这种观念进一步推向社会政治的实践层面，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继承和推行，也是从道家迈向黄老道家的关键一步。 “四经”则典型地体现了《文子》和黄老道学的包容性。《文子》对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兼收并蓄，因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后来成为黄老道学的重要特征。老子对儒家将“仁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不以大道为本的仁义并非长久之道，这种仁义道德不是过高，而是过低，所以《老子·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文子继承了老子的这种观念，但他同时认为德、仁、义、礼的辅助功用值得重视，因而提出了“四经”之说。《文子·道德》称：“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民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顺也。”所谓“四经”，就是德、仁、义、礼，文子认为它们也包含在大道之内。治理国家应当因应时势和世事，从实际出发，按步骤循序渐进，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离不开德、仁、义、礼“四经”的作用。文子把世道区分为“至德之世”和“衰乱之世”。《文子·下德》说：“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仁义未必能够治本，但完全可以先用来治标。文子认为“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所以社会治理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文子·上仁》又说：“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文子没有把道家“深刻”的道德与儒家“浅薄”的仁义礼智截然对立起来，而是把仁义礼智作为治理“衰乱之世”的必要的辅助手段，认为它们同样是治理国家的纲纪。 可见“四经”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文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包容和汲取。文子认为，如果否定“四经”，就会失道，就会带来“下怨”“下争”“下暴”“下乱”的恶果，进而导致国家衰败、灭亡。《文子·道德》云：“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这种以“道”统领“德”“仁”“义”“礼”，明确地融道、儒于一炉的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当是第一次出现。 总而言之，《文子》以老子道学为中心，糅合了先秦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家学说。文子思想的基本特点，或者说它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此。文子思想上承老子道学，下启黄老之学，将治身和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既具有先秦道家注重修养身心的思想特征，又表现出黄老道家锐意进取的入世精神，是一座从老子走向黄老道家的思想桥梁。

严格意义上来说，自刘歆作《诸子略》后，所谓子学、子部、诸子思想的说法，主要是针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思想学说而言。而近代以来所谓的“诸子学”，是在中华文化不断势弱的过程中，士人针对传统内部的“经学”“儒学”以及外部的“西学”，提出的一种中华文化新的整体形态。不过，这种“诸子学”本质上只是针对“经学”“儒学”的弊端，以及“西学”的强势作出的应激反应，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正因此，每每提起中华文化复兴的议题，“经学”“儒学”便又成为首选。可事实证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强盛，传统的“经学”“儒学”显然已经很难堪此大任。是故，明确近代“诸子学”的产生机理，不失为考察中华文化真正得以复兴的牢靠基础。 从追溯“诸子学”自身复兴的历史角度看，一般都认为自晚明以来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过程中，“诸子学”先后在明末被视作重振三代政教的阶梯，在清末被当作接纳西方科学、政治的辅助。而到了“五四”之后，“诸子学”更是被拿来作为颠覆“经学”“儒学”的杀手锏，并期以实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不过即便如此，当下学界对“诸子学”之于中华文化复兴作用的认识莫衷一是：倡导“经学”“儒学”者秉承陈规，视“诸子学”为细枝末节；研治西学者又将“诸子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并视为前现代的产物；即便“诸子学”研究从业者，也或扎根故纸堆整理国故，或借哲学发明特定理论意涵。究其原因，无不与缺乏对“诸子学”的整体认知相关。实际上，从中华文化内部与从西学关系这两个角度对“诸子学”进行勘定，不仅是学术工作，更充实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实质内容，使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得以真正落实。由此，三个问题必须得到解答：“诸子学”在中华文化内部原本是什么？“诸子学”在中国历史中如何演变？“诸子学”为何可以消融西学霸权？ “诸子学”原本是什么 对此问题很难直接给出答案的原因在于，“诸子学”既与“经学”历史相关，更与“经学”确立机制相关。单纯从历史来看，两汉“经学”昌盛之后，“诸子学”已经逐渐沦为“器用”之物，原本的整体形态与理论内核不复存在，而这不仅造成所谓的“诸子学”往往在现实中指向某个具体诸子或流派的思想，抑或四部分类中的“子部”之学，更导致无从直接窥见“诸子学”的原始形态。不过，借助晚明“诸子学”对“经学”形成的批判，与王夫之、黄宗羲等人认为可以由此复归“六经”之学的这个现象，“诸子学”“六经”“经学”的共同基本特征可以初步揭示。明末批判“经学”，主要目的着眼于革新“经学”在现实制度上的僵化，而僵化的具体表现则是综合国力的下降。复归“六经”之学，根本理想在于恢复“三代”政教的活力，得以真正“经世致用”。而借用“诸子学”，深层原因来自其丰富的教化手段，与对政治体制活力的激发。是故，“六经”之学、“诸子学”以及“经学”的共同特质都是涵盖了“人伦关系”与“制度设计”。由此直接可见，与唐宋以来将“诸子学”视为“异端”，并仅理解为修身养性之法不同，“诸子学”实际上同样具有“经学”当中“官师”“政教”的特征。 不仅如此，晚明时人认为可以经由“诸子学”成功复归“六经”之学，还在无意之中暗示了“官师”“政教”并非如“经学”所示那般，在三代中原本浑然为一，反而是“官师”在某种意义上奠基了“政教”。根据《汉志》所述“六艺”与“诸子”的关系，看似是“诸子”继承了“六艺”的部分历史价值与制度理念，并由此自然而然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但综合考察先秦诸子所论“六经”文献的意义，以及不同诸子思想对此的发挥，汉代时《六艺略》所说的“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这种统摄能力，实际上反而是经由孔、孟、荀所一脉相承的“仁”“礼”之学所实际创制。换言之，从《六艺略》收录《春秋》《论语》的实际考量，以及《六艺略》中“大小序”的叙述策略来说，《易》《书》《诗》《礼》《乐》这“五经”实际更多只是历史的记述而已，其中所谓的“政教”更多是由《春秋》以及孔门弟子所申发而出。这就说明，汉代“经学”所谓的三代政教合一实际上脱胎于先秦儒家对“人伦教化”的创见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更表明“诸子学”的原本整体特质就是“师教”这种对人伦关系的运思，奠基了“官政”这种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 “诸子学”如何演变 既已明晰“诸子学”原本所包含的“人伦关系”与“制度设计”这两条主线及相互关系，“诸子学”何时何故变为唐宋时期的样貌，又还有哪些其他演变的特征，就都显而易见了。在“经学”的话语系统中，先秦儒家的人伦政治主张成为“诸子学”的价值纲领。对此，汉代今古文两派以所谓的“周孔之辨”，不断论证周公、孔子、汉朝在价值理念与制度仪式上的一脉相承，未曾损益。然而，正如事实所示，无论将“政教”的精髓放在周公抑或孔子身上，先秦道家人伦政治主张对于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现实影响，以及对秦以来推行集权制度的实际作用，都无法得到完善的处理。由此一来，鉴于“诸子学”与“经学”的原本关系，以及“诸子学”内部“儒”“道”两家在“师教”观念上的极大差异，出于维护汉代以后帝国兴盛繁荣的实际考虑，后代“经学”的话语必须完全掩盖“诸子学”原本的理论特征，从而确立自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汉代“经学”叙事话语中未被完善处理的“诸子学”导致汉末魏晋时期人伦政治大动荡之后，终于从南北朝开始逐渐被官方描绘成只能“入道见志”的个人修为之思。 以此为肇始，“诸子学”自《隋志》开始，不仅在目录学的意义上以“子部”的名称，被正式下降到“经部”与“史部”之后，成为三流的思想，而且还通过改变“诸子学”内部流派的排序，彻底模糊了原本的特质。事实上，统治者的这种良苦用心，终于不断通过历史事件得到实现。就如唐代虽然号称“三教合一”，但佛教与道教始终被豢养在“经学”之下。即便短暂在科举制度中首创“道举”一科，本质上也是促使道家学说继续转向修身养心的道教化，并最终于唐中晚期出现道家思想儒学化的倾向。不过让人惊异的是，同样出于维护“经学”在历史脉络中的合法性，作为“经学”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也未能逃脱这一摆布，原本以“孝”为本的家国同构，也在宋代理学中被改造成了以“仁”为本的自我道德规约。至此，“诸子学”再也无法真正在“政教”的高度彰显自身的巨大能量，哪怕经历了明末短暂的拨云见日，也最终沉寂在了清代朴学的故纸堆当中。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开篇有所谓“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的表面宣扬，但实际上也是以此说明“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家也”的治学当以“经”“史”为本这一原则。 由此，不仅可以将“诸子学”的历史演变大致分为汉代经学正式确立前的原初时期，《隋志》之前的“经”“子”争锋时期，《隋志》至清末的蛰伏期，以及民国以来的义理复归期；而且同时也证明了“诸子学”可以作为中华文化主体部分的原始身份。然而，“诸子学”仅凭这一身份便可以理所当然复兴中华文化吗？这还关涉“诸子学”之于“西学”的异同。 “诸子学”何以消融西学霸权 正如“五四”以来常常依据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的史实，将“诸子学”视作可以迎接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资源，甚至通过《庄子》的具体研究发明中华文化中的“自由”“平等”观念。魏晋时期的“诸子学”虽然确实体现了对“经学”的冲击，但深入“诸子学”内部的儒道交互，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诸子流派，“诸子学”显然没有也没必要有西方近代以来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这些观念。 再次回顾“诸子学”在近代以来的兴起，事实上当时中国直接面对的只是西方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五四”以来对于西方制度与思想的全面学习只不过是短期之内面对国家与文化迅速衰败的应激反应。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展示的，李约瑟本人首先承认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与技术领域曾经的先进性，其后才是为中国近代落后寻找思想与制度上的根源。然而，借由库恩的“范式”理论，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西方近代思想与制度产生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反而没有意识到李约瑟的追问实际上只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偶然事件寻找一个看似逻辑自洽的根源。由此，学界一边熟稔“范式”的概念，一边陷入其中特定的叙述策略而不自知，从而助长了西学的霸权主义。事实上，现实已经证明，即便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思想有着本质差异，但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现代科技，并同时在经济领域取得腾飞。当然，从论证“诸子学”优越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成绩也可以说在墨子与管子思想中能够觅得踪迹。但当西方人自己都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殖民主义”以及“欧洲中心论”的时候，以西方近代成就作为标尺，将中华文化与之比附，还不如平视看待中华文化在接纳现代化的同时，有哪些思想特质可以弥补西方思想与制度的缺陷。简单来说，随着西方民粹主义的日益蔓延，近代西方所标榜的“自由”“理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越发显示出弊端。而其中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自由”“理性”对于现实世界的逐渐脱离，以及“民主”必然导致的个人高于群体。反观“诸子学”中儒、道两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二者本质上都强调现实实践与抽象思辨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始终认为“个人”只是“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已。对此，儒家思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实际上道家也以“轮扁斫轮”以及“天杀之德”两则寓言分别给予了明确肯认。 总而言之，中华文化的复兴离不开对近代“诸子学”兴起缘由的深入反思，而“诸子学”在中华文化中的整体特性与历史演变，一方面表明无须处处以西方近代价值标准作为圭臬；另一方面更说明不能无视、颠覆儒家思想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历史得以绵延不断的客观贡献。再次从平视中西的角度考量中华文化复兴，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确有其独到的先进性，但以“理性”“自由”作为现代科技的必然理论依据，以“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必然制度依据，不过只是一种特定“范式”而已。中国的复兴有自身的独特性，同样，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必须建立在承认自我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唯此，“诸子学”才能真正在学术层面回归本原，也才能真正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理论依据。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在高安全量子密钥分发的实用化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实验室的韩正甫教授及其合作者银振强、王双、陈巍等提出了兼具高稳定性和高安全性的误差容忍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协议，并从安全性分析和实验验证两方面证实了该协议对源端非理想特性具有极强的容忍能力，有力地推动了新一代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实用化进程。相关研究成果于8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知名期刊《光学》上。 信息安全是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量子密钥分发技术以量子物理原理为基础，可实现理论上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分发。然而，这种理论安全性需要两个重要的假设，即用户拥有符合理论模型描述的理想设备，以及窃听者不能侵入系统的探测端和源端。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可以免疫所有针对探测端的潜在攻击行为，是新一代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典型协议。然而，其依然保留了对源端的诸多安全性假设，例如量子态调制中的误差和噪声就会违背这些安全性假设，不仅会显著降低量子密钥分发系统的性能，还会为潜在窃听者创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实际环境中，用户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资源以监控和校准源端，不仅会降低协议执行的效率，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安全问题。 为推进新一代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实际应用，韩正甫团队通过将源端常见的非理想特性纳入安全性证明框架中，提出了兼具高稳定性和高安全性的测量设备无关协议——误差容忍测量设备无关协议。该协议在免除了对探测端所有安全假设的同时，还免除了源端的“单光子态不可区分假设”和“纯态假设”。由于免除了这两条假设，测量设备无关协议对量子态调制中的信号畸变和噪声具有极强的容忍能力。经过严格的安全性分析，该团队证明了这些源端设备的非理想特性不会破坏测量设备无关协议的安全性，也不会降低系统的安全密钥生成速率，因此误差容忍协议兼具高安全和高稳定两大特性。 韩正甫团队还进一步搭建测量设备无关系统，对提出的误差容忍协议进行实验验证。团队首先通过自主设计的Sagnac-AMZI编码器和四强度诱骗态调制装置实现了原始测量设备无关协议，并通过该系统观察测量调制信号具有不同误差时原始协议性能的变化。随后，团队使用同一系统执行误差容忍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协议，在不对选基信号进行预先校准的情况下实现了几乎恒定速率的安全密钥分发。 通过前后性能对比，证明了误差容忍测量设备无关协议的高稳定特性，以及对于实际应用的重要价值。由于实际量子密钥系统往往需要工作在复杂快变的环境中，很难实现源端的精确实时校准，韩正甫团队的这项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测量设备无关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的实用化进程，也为量子密钥分发技术真正走向无条件安全奠定了理论和实验基础。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19日在天津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视频致辞。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深刻阐述了职业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作用，为深化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增添了信心和动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坚持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深化职教改革，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教体系，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要，拓宽职业发展前景，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平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职业教育支持力度，推动各国人民共享职业教育发展成果。 　　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是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成果清单的重要内容，本次大会以“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为主题，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教育部长、驻华使节等线上线下深入交流研讨。

16日，昆山杜克大学举行2026届本科生开学典礼，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冯友梅勉励新生，追求真学问，在主动探索中升级自主学习能力；适应新环境，在应对不确定性中提高自我把控能力；打造软实力，在人际互动中锻炼解决问题能力。 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冯友梅在2026届本科生开学典礼上讲话。 学校供图 以下为冯友梅讲话节选—— 大学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是形成自己人生发展的理想和志向、塑造健康的人格和心智、获得自我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时期。这些都是人生的大问题，需要终身去思考、去实践。我想与大家分享：胸怀这些大问题，结合大学的真实情境，我们至少可以做什么。 一是追求真学问，在主动探索中升级自主学习能力。我们处在一个知识、技术快速更新迭代的时代，培养学习的方法和能力比学习知识本身更加重要。学校秉持“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的理念，支持学生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带着好奇心了解世界，带着爱去行动。 学校倡导知行合一，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学校的整合课程、跨学科专业、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两年通识教育基础上自主选择专业，本科生参与科研，为你们听从内心、激发兴趣、明晰志向、树立理想，提供了充分的探索空间。 希望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开发、对接各项资源，有没有内驱力、有没有主动性、有没有好奇心，四年下来，可见高下。 二是适应新环境，在应对不确定性中提高自我把控能力。你们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要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许多同学还要克服非母语教学带来的困难，还有一些国际学生没能在校园参加线下学习，凡此种种让你们难免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我完全能理解你们的处境和感受，但我仍然鼓励你们尽量调整认知，主动拥抱变化。我们不能掌控我们遇到什么，但我们可以掌控我们如何面对变化，那就是用更积极的态度去争取更好的结果。 希望你们和学校教职员工一起，以积极的建设性姿态，共同创造校园和谐、稳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体现自己的价值。 你们的焦虑可能还来自于同窗比较，很多人会感受到来自同学、朋友的压力。希望这时的你能正视压力，想想能和优秀的人成为同窗，在相互激励中共同成长，这是人生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学校支持每个人的个性化发展，为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而竭尽所能。希望你们听从内心、各显特色，不怕困难、披荆斩棘，各自收获不一样的成就，体验恰到好处的愉悦和幸福。 三是打造软实力，在人际互动中锻炼解决问题能力。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语言、文化和专业学习的同步提升。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社区，学会以理解和尊重、包容和妥协，来求同存异、美美与共，促进自身和学校可持续发展。 与理解力十分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共情力，它是一种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理解他人心情的能力。我认为它的基础是人性中仁和善的光辉。希望你们能共同构建一个温馨友爱的学习、生活环境，少一点自我内耗或相互消耗，多一点精力用来学习和健身。 要想成为一个负责任、勇担当的人，一个有领导力、沟通力的人，一个富有爱心、奉献社会的人，最好的路径就是从今天、从自己、从身边事、从细小处做起。 千百次的仰望星空叩问自己：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才能成为那样的人，一定不是单靠听讲座、求开悟，就能将锦囊妙计收入怀中。梦想成真，终究要靠辛勤劳动的汗水，如年年的春雨、岁岁的冬雪，踏踏实实落在大地上，在春播、夏作、秋收、冬藏的忙碌中去收获梦想。 愿你们不负时代，做世界和谐发展的思考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让世界因为你们的努力而更加美好！愿你们不负韶华，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让学校的教育为你们的可持续发展终身赋能！愿你们不负重托，挺起青年一代的脊梁，向世界、向未来证明，青年强则世界强！

教育部等十部门日前印发了《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提出要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建设全国高校思政课教研系统，设立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推出一批优质教学资源，做优一批品牌示范活动，支持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 《方案》提出，要构建实践教学工作体系。高校要普遍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协调，教务处、宣传部、学工部、团委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工作体系。将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指导学生理论社团等纳入教学工作量。参照学生专业实训（实习）标准设立思政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 《方案》要求，要落实思政课实践教学学时学分。高校要严格落实本科2个学分、专科1个学分用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要求，中小学校要安排一定比例的课时用于学生社会实践体验活动。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开设专门的实践教学课。 《方案》明确，要建设全国高校思政课教研系统，加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思政教育资源建设，推出一批思政“金课”。另外，教育部还将会同中央网信办等，组织开展“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活动，鼓励师生围绕思政课教学内容创作微电影、动漫、音乐、短视频等，建设资源共享、在线互动、网络宣传等为一体的“云上大思政课”平台。 《方案》提出，要建设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提高中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比例，各地教育部门要建立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轮训制度。各地各高校建立专门制度，常态化支持思政课骨干教师到各级宣传、教育等党政机关或基层挂职锻炼、蹲点调研，相关经历纳入评奖评优、干部选聘体系，相关成果作为职称评聘参考。 《方案》明确，要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构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教育教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要建强思政课课程群、优化思政课教材体系、拓展课堂教学内容、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评价体系，要重视教学过程评价，增加教学研究和教学成果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要用好思政课教学评价结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班子成员考核的重要指标，作为思政课教师绩效考核、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的基本依据。 《方案》强调，要扎实开展日常思政教育活动。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在开学、毕业典礼等重要场合，讲授“思政大课”。学校要以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通过“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教育、职教学生读党报、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园、论坛讲坛、讲座报告会等，组织专题“思政大课”。教育部打造并集中展示一批校园文化原创精品，建设一批文化传承基地。 据悉，教育部将围绕思政课改革创新重大问题，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西、陕西等地设立综合改革试验区。

虽然秋季学期开学进入倒计时，但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重庆市多所高校明确师生延期返校、推迟新生报到时间。 　　西南大学称，2022年秋季学期学校开学行课时间调整为9月5日。教职工9月1日、2日正常上班，老生9月3日、4日错时错峰返校，新生9月8日、9日报到。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实验幼儿园开学时间按照重庆市规定及北碚区有关要求执行。 　　重庆师范大学称，2022年秋季学期教职工正式上班时间调整为8月30日，学生暑期时间调整至8月31日结束，较原定计划延后5天。2022级新生报到时间为9月3日、4日。其中，市外新生(含本科生、研究生)报到时间为9月3日，市内新生(含本科生、研究生)报到时间为9月4日。 　　重庆交通大学称，2022年秋季学期在校学生9月3日、4日返校报到，9月5日正式行课。2022级本科新生9月13日、14日报到，2022级研究生新生9月15日报到。教职工9月1日正常上班，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原则上应于8月25日前返渝。 　　重庆工商大学称，2022年秋季学期教职员工正式上班时间调整到9月2日，在市外教职员工于8月25日前返渝。学生实行分批错峰返校，非2022级学生开学报到时间调整至9月2-3日(9月2日市外学生返校、9月3日市内学生返校)。9月5日正式行课。在市外的渝籍学生于8月25日前返渝。2022级新生入学报到调整至9月6-7日(9月6日市外新生报到、9月7日市内新生报到)，9月13日正式行课。在市外的渝籍学生于8月29日前返渝。 　　四川外国语大学称，教职工暑期时间调整至8月31日结束。学生暑期时间调整至9月1日结束。9月2日，全体非渝籍学生、2021级渝籍本科生(含交换生)返校。9月3日，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2022级新生入学报到。9月4日，2021级渝籍本科生之外的渝籍学生返校。9月5日，学生正式行课。2022级统招博士、硕士、本科新生报到时间保持原方案不变。国际学院非学历教育学生来(返)校时间由国际学院通知。 　　重庆移通学院称，2022年秋季学期，合川校区大二及以上年级老生按照校历仍为8月27日、28日报到。专升本新生调整到9月1日、2日报到。合川校区一年级新生调整到9月15、16日报到。

粤西北山区，广东云浮罗定市龙湾镇大石村，54岁的村支书蓝永焕最近如愿拿到了法学本科文凭。 　　“多亏了‘办在家门口的大学’，让我不脱产、不离乡‘啃’下了一门门功课，拿到了大学文凭。”蓝永焕感叹。他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说动了儿子报读大专。 　　蓝永焕的文凭与普通大学一样，上课修学分，结课通过考核才能拿到。同时，它有“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网络教学优势，为奔忙在“三农”一线的农村学员，提供了更加灵活方便的学习、提升途径。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如何将高等教育资源延伸到农村基层，为乡村振兴培养各类人才？蓝永焕口中“办在家门口的大学”，正是云浮求解这一问题的答案。 　　2019年1月，云浮市引入广东开放大学开展校地合作，依托云浮开放大学设立云浮乡村振兴学院。3年多来，依托“1个学院+18个镇村分院+4个教学点”的组织体系，乡村振兴学院直面农村需要，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把优质大学资源连接到乡村，把涉农优势专业下沉到村民家门口，把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连接大学资源，家门口培训高素质农民 　　罗定市罗平镇双莲下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加挂着一块“云浮乡村振兴学院双莲教学点”的牌子。门口的村道，是村民办事下田必经之处，进来听课，非常方便。85后陈洁玲就时常过来“充电”，她是云浮乡村振兴学院培养出来的首批农村致富带头人之一，如今成了传授技能的“土专家”。 　　当年，发现当地辣椒市场商机好，陈洁玲辞职回到村里，准备规模种植辣椒，但自己在种植、管理上面临的技术难题多，想去学点东西，可成日困于田间地垄，要放下手头的活儿坐在课堂学，根本不现实。陈洁玲坦言：“我们这偏远乡村，也就隔三岔五来个农技员，就算碰上了，人家凭啥教你？” 　　陈洁玲曾经的困境，在云浮不是个例。学技无暇、求教无门，高素质农民培养难。乡村振兴，需要大批本土人才。而人才培养，归根到底还是靠教育。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贞琴说：“广东开放大学是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重要支撑。”2019年1月，广东开放大学与云浮市开展校地合作。 　　“这个动作背后，是学校具备的三大优势。”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一是信息化办学基础深厚，全校有5000多名信息化专任教师；二是广东开放大学全体系转型发展，其中一项重点任务就是面向农村，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产学研平台协同，有利于服务乡村振兴。 　　不久，云浮乡村振兴学院长岗坡分院就在罗平镇成立，还开设了农业农技培训班。陈洁玲马上报名，成了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过培训，她从辣椒种植“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不仅自己学，陈洁玲还定期组织合作社负责人和种植户到分院学习农技知识，将农技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向农户释疑解难。在陈洁玲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辣椒种植行列，通过学院培训后成长为懂技术、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 　　陈洁玲的辣椒基地，由原来的200多亩发展到6000多亩，她还带动其他农民种植4万多亩辣椒。陈洁玲的公司辣椒年产值6000多万元，辐射带动2万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云浮乡村振兴学院大力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开办了10余类、共20多期技能培训班，2万余人次受训。 　　送教送到家门口，提升乡村干部学历和能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蓝永焕从云浮乡村振兴学院毕业后，拿到的不只是一纸文凭。 　　“以前碰到村民闹纠纷，自己也不是很懂，只能靠面子劝说，但总是治标不治本，疙瘩还是没解开。现在给大家调解，学校里学的东西就派上用场了，有法有据，令人信服。”蓝永焕说。 　　这不，村民陈某因对土地流转有疑虑，迟迟不愿配合，影响了村里的广藿香规模种植。“土地承包权还是你的，只是经营权流转出去，你的租金等权益都落在合同条款里了，有法律保证，放心吧！”经过蓝永焕的解释，陈某解开了疑问，签了流转合同。 　　“蓝书记年纪不小，但学习劲头很足。一开始电脑、手机都不会操作，经过辅导老师手把手地教，自己认真钻研，很快就熟练掌握了。”蓝永焕的班主任崔陈一说，广东开放大学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更多像蓝永焕这样的在职学员时时可学、处处能学。 　　“能拿到本科文凭，我还是挺自豪的。”蓝永焕说，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经历做示范，鼓励更多年富力强的镇村干部参加学习，学成后更好回馈乡亲。 　　广东开放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杨翠友说，村两委干部是一线实践者，不缺实操，但学历是他们发展的短板。学院实施以村两委干部为重点的培训计划，为这些乡村带头人进一步发展储备能量。 　　最近3年，云浮开放大学各村镇分院（教学点）接收了400多名村两委干部、镇公务人员和新型村镇经营者（主体）参加大专、本科学历教育，他们学成后能力普遍提升，带领乡亲们奔向更美好的生活。 　　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提升乡亲们增收致富能力 　　走进云浮乡村振兴学院新兴县天堂分院朱所村教学点，老远就能闻到菜肴的香味。大厨石金坤一边颠锅翻炒，一边不忘向身旁的学员讲解要点。学员都是附近村民，很多想创业就业。 　　“这是我们开展的订单式培训服务，根据各个地方的特色确定课程，学员自己确定上课时间，方便灵活。‘镇村点菜、学院炒菜、乡村振兴办埋单’是这种非学历培训模式的特色。”杨翠友介绍。 　　云浮市龙湾镇以南药种植为支柱产业，广藿香的种植一度让乡亲们头疼不已，按照种植其他南药的方法除草、下肥，广藿香幼苗很难存活。根据镇村需求，云浮乡村振兴学院龙湾分院请来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开展广藿香种植技能培训。棠棣村村民黄家锐得知消息后，赶紧报名参加，“专家不仅在课堂上梳理基础知识，还下地教学示范。用了专家的方法，我种的广藿香存活率翻番，收益提升了不少。” 　　云浮乡村振兴学院院长伍永胜介绍，学院的培训服务与各地特色品牌建设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新兴县天堂分院以“粤菜师傅”为品牌，培养乡村厨师1000多人，发展流动餐饮团队25支，带动3000多人就业。龙湾分院以“南药种植”为品牌，为300多人次脱贫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加快了他们致富步伐……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云浮乡村振兴学院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开设了农村电商、土木工程等多个“新农科”专业，开办了“村镇课堂”，根据各镇各村品牌特色，定制化开发培训课程体系，省、市、县三级开放大学协同，推进教师团队、教材、课程资源成套输送到乡村振兴一线。 　　刘文清表示，广东开放大学将继续梳理、提炼云浮乡村振兴教育经验，逐步向全省推广实践，努力推动职业教育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

一所建在工作单位楼下的托育中心，解了山东济南市民李南“休完产假没人帮着带娃”之愁。 　　今年6月，将10个月大的小儿子虎虎寄托到济南庆龄汇美托育中心，李南顺利回归职场。如今，像庆龄汇美托育中心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济南市已有769所，提供托位3.6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3.91个。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事关千家万户。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需要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2021年6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要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2020年的1.8个提高到2025年的4.5个。 　　近年来，济南市强化政府引导与鼓励社会参与并重，大力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牵头的促进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发展领导小组；2020年至2022年，市政府相继将“提升托育服务能力”“创建30所婴幼儿照护机构示范点”“推进托育示范点建设”列为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由政府部门发起，设立托育产业发展基金…… 　　202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在济南市组织召开人口发展战略和托育体系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济南市在会上作经验介绍。前不久的一个工作日，记者走进济南市一家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示范点，看济南如何补短板、增供给、优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到普惠托育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8：00上学 　　两孩妈妈李南—— 　　“托育中心在一楼，我们公司在四楼，上下班接送孩子很方便” 　　右手抱娃，左手拎包。下车后，李南走到高楼林立的商务区一角，拐进一间温馨小屋。这里是她的小儿子虎虎所在的济南庆龄汇美托育中心逸家校区，“托育中心在一楼，我们公司在四楼，上下班接送孩子很方便。” 　　33岁的李南是济南市历下区某企业职员，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8岁的大儿子正在读小学，去年小儿子虎虎出生，幸福的烦恼也随之而来：小两口是双职工，双方父母要么身体不好，要么需照料老人分身乏术，产假结束后谁来帮着带娃？“孩子小，送幼儿园还没到龄；雇保姆，花费大不说，还有点放心不下。” 　　去年10月，公司楼下开设的这家托育中心解了李南的燃眉之急。 　　2020年9月，济南市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机构”，措施包括：新建居住区应按照每3000户左右不少于30个托位的标准规划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和配套安全设施，并与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举办符合标准、规范化的婴幼儿照护机构；鼓励支持社会组织、企业（集团）、事业单位等和个人依法举办各种类型的婴幼儿照护机构等。为支持托育服务发展，济南市卫生健康委与知名企业合作，共同创立了济南市托育产业专项基金，目前首期1亿元资金已到位。 　　托育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与良好政策环境，让落户济南4年多的庆龄汇美托育中心于2021年初作出开设新校区的决定。济南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在选址、备案等方面主动提供服务。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方便可及是基础。原济南市规划局2019年1月发布的《济南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提出，0至3岁婴幼儿养育托管点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米，“宜设于阳光充足，接近公共绿地，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 　　“把托儿所建在街道社区里、居民家门口、职工单位旁，打通了普惠托育服务下沉的‘最后一公里’。”济南庆龄汇美托育中心负责人杨露说，有关部门根据居民人口密度和现有托育机构分布情况，提出了新校区的选址建议。庆龄汇美托育中心最终决定在商务楼宇聚集的济南市历下区辰祥路开设逸家校区，地点正位于李南的工作单位楼下。 　　李南通过“健康济南”手机客户端，打开备案托育机构电子地图，输入家庭和单位地址后，庆龄汇美托育中心逸家校区被系统作为最佳匹配项推送给她，服务范围、收托规模等信息一目了然。经过实地考察，李南夫妇于今年6月为虎虎办理了入托手续。 　　8：30晨检 　　托育机构负责人杨露—— 　　“悉心呵护‘最柔软的群体’，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清晨，窗明几净的托育中心阳光遍洒；耳畔，稚嫩的歌声、明快的乐曲旋律动人。杨露与育婴员们一道，在托育中心门口静候家长们送孩子入托，她微笑着同每一个孩子打招呼。虎虎也有样学样地挥了挥手。 　　“啊——”趁着虎虎状态放松，杨露娴熟地从兜里掏出手电筒，引导他张开嘴，仔细查看喉咙情况后，连同测温情况一并记录在晨检表上。 　　“晨检是每天入托前的重要保健措施。”杨露说，托育中心总结出“一看、二摸、三问、四查”等晨检流程，即看看幼儿面色和精神是否异常；摸摸幼儿额头，观察是否有发热症状；向家长询问幼儿前一天在家时的饮食和睡眠情况；检查幼儿是否随身携带危险物品。 　　步入托育中心，飘来缕缕饭香。循味而去，一间宽敞明亮的幼儿专用备餐厨房映入眼帘，几名厨师正在灶前颠勺翻炒。灶边的几个水池上方醒目地标示着“洗菜池”“洗肉池”“洗碗池”。墙上挂着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营养食谱，屋顶的摄像头24小时实时监控，冰箱里放置了48小时内的食物留存样本，有关部门会定期抽检。 　　走过七彩画笔绘就的走廊，两扇玻璃门挡住了记者去往教室的路。育婴员张雅瑄轻触指纹锁后，自动门缓缓打开。往里走便是虎虎所在的森林班——托育1至2岁的低龄儿童，目前共有5名孩子，由3位育婴员负责看护。 　　用心陪伴，专业守护。今年6月，庆龄汇美托育中心启动安全运营主题月活动，组织一线育婴员参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济南妇幼保健院的培训课程，集中开展了意外伤害处理、常见传染病预防和突发自然灾害应对演练，帮助育婴员们掌握心肺复苏、解除窒息和自动体外除颤等应急救助方法。 　　“安全在于细节，细节决定安全。”杨露带着记者走进沙盘室，蹲下身来捧起一抔沙，颗粒均匀的细沙顺着指缝滑落。这是从外地运来的天然海沙，细腻、圆润、无棱角。孩子们坐的椅子，在庆龄汇美托育中心也有3种不同设计：无靠背和扶手的板凳供接近3岁的幼儿使用，方便孩子玩耍时活动自如；2岁幼儿使用的座椅增加了椅背，1岁幼儿的椅背两侧又分别加装了扶手，确保安全稳定。 　　走近收纳架，记者随手拿起一个触摸球，孔隙里留有些许水迹。原来，育婴员们每天都要使用安全消毒液对玩具实施浸泡。2020年2月，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强济南市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通知》，明确了112项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标准和10项卫生保健制度。 　　济南市《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在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配备安防视频监控设备，视频监控系统与属地公安机关联网，实行24小时设防，监控录像资料保存90日以上。”庆龄汇美托育中心自主研发了云监控平台，50多个摄像头覆盖逸家校区的角角落落。 　　“悉心呵护‘最柔软的群体’，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杨露说，去年11月，庆龄汇美托育中心被评为“济南市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示范点”。 　　9：30上课 　　育婴员张雅瑄—— 　　“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立足生活开发体验式课程，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幼儿的认知能力和心智水平” 　　虎虎刚满周岁，一岁的婴儿在托育中心玩些啥、学些啥？记者跟随张雅瑄走进托育中心微课堂。 　　“上课啦！请小朋友们翻开课本。”柔声细语的张雅瑄站在讲台上循循善诱，引导孩子们看看课本的颜色、摸摸封皮的质地、识读书中的内容，虎虎有模有样地拿起一本书，歪着小脑袋好奇地望着育婴员。 　　0至3岁是婴幼儿认知能力形成的关键阶段。张雅瑄说，托育课程引导孩子们以看一看、摸一摸、动一动等方式了解认识事物，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在促进婴幼儿认知能力发展的同时，避免了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 　　近年来，济南市卫生健康委积极推进产教研融合，引导省内开设幼教专业的高等院校与托育机构共同研发课程。目前，庆龄汇美托育中心已与山东女子学院、山东体育学院等6所院校签署了课程研发合作协议。 　　“大学教师走进托育中心，课程设置更加科学合理。”济南市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协会会长郑少文说，山东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王豪科研团队于2021年8月进驻庆龄汇美托育中心，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随堂跟班调研，结合现场互动观察和数据分析，开发出提升婴幼儿平衡力和协调力的体适能课程。体适能是指身体各部位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儿童体适能课程则通过教具锻炼婴幼儿走、跑、跳、钻、爬等技能，增强大脑与身体的协调性。 　　《关于加强济南市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通知》提出，根据3岁以下婴幼儿生理特点，利用日光、空气、水和器械，每日有组织地开展各种形式的体格锻炼，掌握适宜的运动强度，提高幼儿身体素质。 　　走进山东体育学院与庆龄汇美托育中心共同搭建的体适能训练室，孩子们已在张雅瑄的带领下排成一列，准备进行传球游戏。 　　“拍拍手，扭一扭……”张雅瑄双手叉腰，伴随着音乐节拍微笑点头，随后抱起一个皮球向孩子们示意，“宝宝们，注意接球。”孩子们眨着水灵灵的眼睛望向育婴员。传球游戏看似简单，却可以综合锻炼眼手协调、手指屈伸等多种能力。 　　伴随着“嗖”的一声轻响，张雅瑄抛出的皮球触地反弹，虎虎张开双手稳稳接住，高兴地“咿咿呀呀”喊出了声。听到育婴员发出“传”的口令后，虎虎又扬起肉嘟嘟的小手，使劲将球抛出。一旁，山东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李娜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朋友们的动作幅度和身体状态，并迅速记录在笔记本上。23岁的李娜是王豪科研团队的一员，目前主要负责体适能课程的持续跟踪调整。 　　每周，李娜都会到庆龄汇美托育中心随堂跟班一天，并同张雅瑄等育婴员沟通体适能课程的调整方案。“比如，课程中有一个过独木桥的环节，起初需要小朋友双手各持一球走过独木桥。我在跟课过程中发现一些低龄儿童完成比较吃力，就按照不同年龄段相应降低了课程难度。”李娜说。 　　“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立足生活开发体验式课程，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幼儿的认知能力和心智水平。”张雅瑄说，虎虎在入托之初手指活动不协调，握勺子时很吃力，需要育婴员喂饭，如今基本上能够自己吃饭。 　　16：30放学 　　市卫生健康委干部郭亚囡—— 　　“师资培养专业化，让托育服务机构托得稳、托得好；普惠托育多元化，让更多家庭托得上、托得起” 　　“丁零零……”一阵清脆铃声响起，托育中心放学了。张雅瑄牵着小朋友们走出教室时，李南已在门口等候，虎虎张开双臂急切地扑进妈妈怀里。按照公司规定，哺乳期内的女职工可提前一小时下班接孩子。对尚未下班的家长，托育中心可提供延时托管服务。 　　怀里抱着虎虎，李南和张雅瑄聊得热络，在张雅瑄分享了虎虎一天来的点点滴滴后，李南才带着孩子同张雅瑄道别。 　　孩子们都放学回家了，张雅瑄还要继续上课。原来，济南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的专家为育婴师们送课上门了。2020年10月，济南市卫生健康委依托济南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成立了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每月定期到市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示范点开展培训，目前培训专家团队已增至27人。 　　步入二楼培训教室，投影幕布上的幻灯片图文并茂，济南市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郭亚囡刚为育婴师们讲授完托育行业的相关政策文件。接下来由济南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专家、济南市妇幼保健院急诊科医生王志刚现场演示婴幼儿的异物梗阻处理方法。他一手托住仿真娃娃的下颌，固定好颈部和胸部，另一只手轻轻拍击背部，促使异物排出。一旁的张雅瑄身子微微向前探，仔细观察每一个动作要领。 　　小到喂食、换尿布等生活照护，大到异物梗阻处理、心肺复苏术等急救技能，培训涉及婴幼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了育婴师的实操能力。2021年11月，首届济南市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庆龄汇美托育中心的参赛育婴师分获婴幼儿日常生活照料组和意外防护实务组个人第一名。 　　2021年3月，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全市托育服务人才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将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技能提升纳入济南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规划，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关证书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从业人员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目前，济南市已培训婴幼儿护理相关人员4万余人。 　　“师资培养专业化，让托育服务机构托得稳、托得好；普惠托育多元化，让更多家庭托得上、托得起。”郭亚囡说，济南市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30个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示范点累计奖补600万元，引导机构向入托家庭减费让利。今年4月，济南市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协会面向全市适龄婴幼儿家庭发放每张面值1000元的托育消费补贴电子券，一个孩子一次性托育缴费超过6个月即可使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2021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建设项目，“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1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截至目前，济南市共有14个普惠托育项目被纳入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新增普惠托位1228个。 　　“我们坚持统筹规划，着力构建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济南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效恩说，托育服务机构过去长期集中在主城区，一些远郊区县和农村地区的托育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入托率较低。近年来，济南市引导主城区品牌托育机构下沉乡镇，村里孩子也能就近入托了。 　　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梁王一村地处城乡接合部，村民张艳玲为照看一岁多的小儿子，难以外出工作。去年9月，山东银座宝贝家托育科技有限公司与鲍山街道以城乡联盟的模式开办了晨光知晓托育园，张艳玲每月缴纳1000多元将儿子送进托育园。她自己放心务工，月收入4500元。 　　目前，济南市已建成独立实体式、社区嵌入式、连锁辐射式、托幼一体式、城乡联盟式、委托管理式等6种不同类型的托育服务机构，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普惠托育的红利。

但对华裔青少年来说，学好中文并非易事。如何保持不断的中文输入，如何避免丧失学习兴趣，如何了解中文背后的深厚文化，如何借助新技术提升中文学习效率，如何选到合适的教材等都是其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在海外中文学习者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华裔青少年。对他们来说，学好中文不仅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更好发挥天然优势，而且还能传承中华文化。 　　就此，本版今日推出《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如何打破学习瓶颈 》系列报道，请相关专家、一线中文教师、华裔青少年的家长等各抒己见，分享经验。 　　——编 者 　　 　　在日本，初为人母教中文 　　程宇坤 　　女儿嘟姐的中文学习之路，从她还没出生就开始了。怀上她的时候，彼时的我已在日本生活了3年，拿到了硕士学位并已通过了日语N1等级考试。但由于我的学位课程是英语，日语口语也不流畅，于是嘟姐的母语被定位为中文，这也是我和嘟姐爸爸的母语。我畅想着嘟姐慢慢长大，可以和我沟通她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我们可以给她讲看过的星辰大海。而这一切，如果她不会说中文，都将无从谈起。 　　俗话说，老大照书养。初次为人父母的焦虑也体现在了对孩子的语言教育上。胎教、早教、读中国古诗、唱中文儿歌……由于我空前高涨的教育热情，嘟姐刚能坐稳就开始装模作样地听我读中文绘本，等她再大一些，每天晚上，我都为她用中文讲睡前故事。有些书讲得次数太多了，以至于时隔六七年后，当我拿起同一本书讲给嘟姐的妹妹桃妹听时，还可以靠记忆复述出大部分内容。10年前的国际物流业务还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为了让嘟姐能有持续的中文输入，我们每次回国再返回日本时，除了随身携带的中文绘本之外，还要再海运一大箱书。9年来，我们搬了4次家，但这些书一直跟着我们。 　　在绘本和妈妈故事时间的加持下，嘟姐的中文听说一直都很顺利，也形成了在家说中文、出门讲日语的模式。幼儿园中班时，有插班进来的中国小朋友不会讲日语，她还接受园长的委托做了半年多的小翻译。 　　其实，有很多家长跟我表示过困惑：“我们在家也都讲中文，可孩子就是不肯说，要么就是直接回日语。”其实细想下来，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没有外部环境帮助孩子拓展语言使用范围，那每天在家中使用的无非就是吃饭、洗澡、睡觉等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语言。长此以往，孩子的中文表达能力和实际的认知边界就会发生偏差，想聊的不知道怎么说，会说的又没什么有趣的。渐渐的，就会丧失关于这门语言的兴趣，自然也不愿意再开口了。而对于缺少中文语言环境的海外华裔青少年来说，绘本是拓展语言范围的有效途径。 　　前几个星期的某一天，嘟姐突然问我：“妈妈， 现在的店还分正店和脚店吗？”交流之后，我才知道她是从一档大宋奇妙游的栏目中听来的。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时，从来都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本身，而是通过这门语言，去了解这门语言承载的文化及社会价值观等。我很高兴嘟姐能尝试通过中文去了解、去探索以及去思考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到现在为止，嘟姐没有上过任何线下和线上中文班。倒不是觉得不好，而是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没了课程内容范围的限制和考试必考内容的约束，嘟姐的中文学得很是自在：想背古诗时就找一期《中国诗词大会》看看，不仅能跟着选手们玩玩飞花令，还能听听教授们的讲解；想学写字时，就在家里铺上宣纸，把之前背的古诗写一写。前一段，她跟我说想看《米小圈漫画成语》，我便买回来放在书架上，嘟姐两天就翻完了。虽然我知道她未必能理解每个成语的含义，但我认为在现阶段，保持住她对中文的兴趣和中文学习热情，比学什么都来得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学英语时，录音机是唯一的听力设备。每次听过一遍想要重听，就需要把磁带倒到相应的位置，具体操作全凭手感。 　　如今，出生在国外的嘟姐和桃妹需要学中文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学习资源的取得不再是限制学习的主要因素，给孩子在家中创造一个中文环境也不是有难度的事了。我相信，只要家长有一些规划，有一点坚持，孩子们的中文一定会越来越好。 　　现在，就是学习中文最好的时代。 　　（作者系在日本的华人家长） 　　 　　如何闯过中文“听说读写”四大关 　　刘 刚 　　众所周知，任何语言学习都离不开对“听、说、读、写”这四大技能的培养。不同背景的语言学习者，掌握这四项技能的过程和难度是不一样的。 　　对正在学中文的多数海外华裔青少年来说，“听”这一技能也许是掌握起来最容易的一个。我有一个华人朋友，在他们家中，父母与孩子日常交流时几乎只用英语，但父母之间或他们与其他华人朋友交流时主要用中文。十几年下来，孩子虽然只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词汇，但对中文日常对话的理解却没有太大的困难。 　　与“听”相比，对“说”的掌握则要困难些。因为它不仅需要父母对孩子保持长期的中文输入，也需要父母坚持要求孩子用中文进行回应，从而保持他们中文输出的能力。这对只有一个孩子的华人家庭来说不难实现，因为如果父母只用中文跟孩子交流，那么孩子在家庭中的语言交流选项就比较少，练习中文表达的机会也会更多，日积月累，就能保留较好的中文听说能力。而在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华人家庭里，则常常会出现“年龄越小的孩子中文会话能力越弱”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并不是父母的懈怠，而是因为年龄较小的孩子在家中会有更多语言交流选项。在跟父母交流时，他们虽然还用中文，但在与兄弟姐妹交流时，会自然转换成使用起来更“顺口”的当地语言。久而久之，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会因为缺乏练习而弱于哥哥姐姐。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听说都很好的华裔青少年，如果没有受过系统的中文语言教育，当需要用中文进行更复杂的描述、更正式的表达或逻辑性更严密的论辩时，他们的中文听说技能就会展现出匮乏的一面。 　　与“听”、“说”这两种多少可以通过自然习得的技能不同，华裔青少年读与写的能力，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是几乎培养不出来的。“写”应该是四项技能中最耗时也最难培养的一项技能。很多在大学选修我中文课程的华裔学生，在听、说、读3方面都已经达到接近中文为母语者的水平，但是在写作上却只能达到外语学习者的高级水平。 他们无法自由运用更生动、更贴切的词汇和句型去进行更文学化的描述，也不能用更复杂和地道的方式去给文章谋篇布局、进行环环相扣的论证。所以，对绝大多数语言学习者来说，“写”是一项几乎需要用一生去慢慢学习的技能。 　　正是因为“写”难以一蹴而就，“读”就成为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技能培养的关键。海外华裔学生如果想在中文能力上实现质的飞跃，就必须要尽早闯过“读”这一关。然而，就现有的资源和环境来看，“读”这一关也恰恰是中文学习相对难“过”的一关。要培养海外华裔学生“读”的技能，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主观和客观条件：主观上，学生需要认识大量的汉字，尽早完成“读字”—“读句子”—“读段落”—“读文章”的过渡；客观上，市面上需要有大量适合学生不同阅读水平的中文分级读物，以帮助他们逐步巩固、提高阅读能力。前两个条件，只要学生能通过家庭或课堂教育获得持续的认字和阅读训练，应该不难实现，但要满足第三个条件却是一大挑战。 　　我在教会女儿基本中文词汇和阅读技能之后，曾尝试寻找一些适合她年龄段的中文童书来提高她的阅读能力。但在一通搜寻之后，我发现目前市面上能引起她阅读兴趣又适合她阅读能力的中文童书很少。一本标明适合5至8岁儿童阅读的中文童书，在语言难度上往往没有进行分级。这样的童书，让国内5至8岁的孩子独立阅读尚且有难度，对于缺乏中文大环境的海外华裔儿童来说，要读懂其中的内容，没有十几年中文学习的苦功根本做不到。而当他们经过苦学终于能读懂书中文字时，却可能因为书中内容偏低龄化而无法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因此，我认为，上述中文童书内容和文字难度上的“鸿沟”是导致一些海外华裔青少年过早丧失对中文的阅读兴趣、无法在中文学习中更上一层楼的主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汇集人力物力，创作出大量既有趣、又适合海外华裔青少年阅读能力的分级读物。 　　（作者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现代语言系教学副教授，中文项目负责人，美国中文教师学会、西宾州中文教师学会董事会成员。自2010年起，作者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现代语言系任教至今，曾开设多门初、中、高级中文语言课程以及中英文文化课程。） 　　 　　我的中文教材“供给侧改革” 　　姒玉明 　　2011年初春的一个周日，我当时负责的一所中文学校四年级（在该校是最高年级）的老师临时请假不能到校上课。由于找不到其他人，便由我代课。但因事先毫无准备，不知从哪里开始，我便先问学生：“你们喜欢学中文吗？” 　　“No！”不少同学答。 　　答案有些出乎意料，我接着问：“为什么呢？” 　　他们说：“太无聊、太平淡……”那天的课堂后来变成了吐槽大会，从课本到作业，他们都找出了不喜欢的理由。但仔细一琢磨，我发现他们罗列的理由中并没有“太难”这一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不喜欢中文的理由不是太难，只是课文内容不合适而已。 　　一般而言，一个人要学一门语言，一是凭兴趣、爱好；二是不得不为之；三是要有用处。由于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不考中文，所以上面所述学习语言理由中的后两项无解，可考虑的就是趣味。当时，我的两个女儿都在四年级的班上。为了不让她们怨声载道，以至于哪天就撂挑子，我决定参与到她们的中文学习中去。怎样参与呢？我想出的办法是为她们编中文教科书，并亲自教她们。 　　编教科书涉及选材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针对两个女儿列举的不喜欢学中文的理由，着重考虑了课文内容是否有趣味和针对性。我边编边教，她们边学边问，并直率地表达各自的意见和感受。虽然她们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编出好的课文，但能告诉我什么是她们不喜欢的课文。为了进一步鼓励两个女儿，我请她们帮忙绘课文插图，修改英文注释。有了参与感，她们对这件事开始感兴趣。 　　事实证明，她们之前并非讨厌中文，也不觉得中文有多难，只是不喜欢当时所学的课本，因为有些内容与她们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脱节。基于此， 我就从她们的视角出发选材、构思，用她们能明白、欣赏的语言叙事。比如，她们的英语课文中，大部分都属于非虚构类内容，其中又以说明文、记叙文和科普课文为主。所以，我编著的中文课文就涵盖了生物、物理、化学、法律、历史等科目。这样，她们的中文课就和在学校正在学习的其他科目相辅相成了。 　　两个女儿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欲，让我不停地编、不停地教。经过3000多个昼夜的努力，我们针对海外华裔编出了一套从学前班至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中文教材，取名《整全教育中文》。这套书将文字、语言、文学等整合在一起，不仅让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而且帮助他们提升文学修养和语言表达能力，培养注重细节、条理的习惯以及塑造优秀的品格。 　　我们全家借助中文教学这个平台，十年如一日地做了这一件事。其间，学中文让我们有话可说、有事可谈。因此，家里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不学中文、母慈子孝；一学中文、母吼子叫”的状况。在我们家，常见的情景是，全家人认认真真地对每篇中文课文、每个细微之处反复探讨、质疑和修改。那些难忘的时光与岁月，从来不需要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已经成为我们家宝贵的财富。 　　（作者系《整全教育中文》编著者、整全教育网课发起人） 　　 　　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相辅相成 　　陆 思 　　我旅居西班牙已逾3年，其间，有幸成为一名中文教师，站在讲台上说文解字、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在两年多的教务教学工作中，我接触到了不同年龄段的华裔学生。他们对中文的理解和运用，对祖籍国文化的探知和感触等，正是我和同事们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案调整的依据。 　　我所在的学校——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已有27年的办学历史，目前在巴塞罗那市及周边地区共开设六大校区、加上“孔子云课堂”网络校区，共有学生2000余人。这些学生中有90%在西班牙出生和长大，从小学阶段就在西班牙接受教育的人数占比更是高达98%。他们平时使用中文的机会不多，加之在当地学校学的语言，无论是拼读、书写还是语法都与中文不同，所以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最大的挑战是缺少中文语言环境。 　　如何给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中文语境呢？老师们的方法是制定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学方案。 　　针对学龄前儿童，学校的课堂教学以说好中国话、培养幼儿用正确语序进行表达为主导，通过老师讲解绘本故事、幼儿复述、幼儿自主讲解小故事等方式，培养幼儿的中文表达能力。此外，辅助教授有关汉语拼音的基础知识、识读汉字等内容，以让幼儿从小爱上说中文。 　　对小学阶段的学生，教学方式由老师主讲、学生听课调整为利用合适的课文内容编排课本剧、学生变身小老师讲课等形式，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激发其学习中文的兴趣并提升其理解和运用中文的能力。 　　针对已具备一定中文基础的初高中部学生，通过主题辩论会、朗诵比赛、话题讨论等形式，锻炼其中文构思、写作、运用、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课下，老师们还会通过建立以班级为单位的“微信故事群”、举办“朗读课文打卡比赛”等形式让学生巩固课上所学知识。除此之外，在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学校拟在每周一至周四开设“周中精品网课”，为学生提供与国内同步的《语文》课程。 　　助力华裔学生学好中文，除了尽力创造中文语境之外，还需要营造中华文化氛围。 　　在笔者看来，首先要在课堂教学中注重结合中华文化进行讲解。每个汉字、每个成语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中文教师需要将这些文化信息通过有效、有趣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其次，结合中国传统节日开展中文教学。比如每逢遇到春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可以在课堂上通过手工、书法、绘画、游戏互动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记住这些节日、感受节日氛围，从而获得文化认同感。 　　最后，要积极参加相关机构组织的特色文化活动。以这个暑期为例，我们学校带领学生参加了“亲情中华 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中华文化大乐园”、“大运河文化”线上体验营、“中华传统文化双师大讲堂”等活动，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 　　正如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董事长麻卓民所言：“创办中文学校当然要教孩子学中文，但教孩子学中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承文化。”确实，传承文化和语言教学相辅相成是提升中文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香港深圳青年总会、香港青年联会、澳门深圳经济文化促进会等25家港澳团体，16日晚在深圳南头古城开启为期3个月的“国情深睇验”研学之旅。 　　当日，深圳市发布“国情深睇验”港澳青少年国情研学精品路线，包括“同根同源”“科技创新”“生态景观”“社会文化”及“时尚‘圳品’”等5大主题12条线路，由遍布深圳各区的160个体验点串起，如著名的南头古城、供港蔬菜基地、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中心、坂田手造文化街、坝光红树林湿地、大浪时尚小镇等，个个都有得“睇”。 　　“睇”字在粤语中意为“看”，“睇验”与粤语“体验”同音，有观光体验之意。广东省研学旅行协会常务副会长张萌说，港澳青少年深圳国情研学精品线路的发布，为促进港澳青少年了解国情提供了新的路径。 　　“国情深睇验”研学之旅由深圳海外联谊会、香港深圳青年总会联合发起。香港深圳青年总会主席刘根森号召在深香港青年通过自己“行”和“睇”，感受深圳的创新创业氛围，带动更多身边香港青年体验国情，了解历史文化，促进深港两地交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职业教育体系，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和模式基本形成，职业教育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格局性变化。 　　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我国现有职业学校1.12万所，在校生2915万人，职业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成才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通常止步于专科，这被认为是其发展的关键“瓶颈”。“无奈的选择”“低人一等”等偏见，让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近年来，有关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举措密集出台，有力支撑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为职业教育发展指明路径，再到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深化改革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擘画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蓝图。 　　职业教育办学“天花板”被逐步打破，“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一体化的职业学校体系基本建成，中职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高职专科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职业本科正在稳步发展。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初步构建了融通机制。 　　2019年以来，教育部先后批准3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支持优质专科高职院校升级一批骨干专业举办职业本科教育，鼓励应用型本科院校举办职业本科专业，切实提高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能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目前，全国职业学校共开设1300余个专业和12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有力支撑了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职业教育大力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2021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首次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体系，共设立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349个专业，更新幅度超过60%。调查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是职业院校的毕业生。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10年来，我国出台并实施一系列政策，开展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型城市等试点，建立形成了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格局。 　　目前，全国组建了1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涵盖了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4.5万余家成员单位，形成了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全国培育了30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建设了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构建起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新模式。 　　10年来，职业教育对接重点产业，强化工学结合、更加注重实训、推广模块化教学，广泛采用学徒制培养、订单培养。不少职业院校的学生还未毕业即被用人单位“预订一空”，一批优质学校毕业生进入知名企业就业。职业学校毕业生年终就业率总体保持在95％以上。 　　职业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在鸡蛋壳上雕刻出各地地标建筑，蒙着眼睛切出黄瓜拉花，在膨胀的气球上切肉丝……在职业教育活动周上，职业院校学生的精湛技能引起人群的一阵阵惊叹。 　　从2015年起，国家将每年5月的第二周设为“职业教育活动周”，同期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技能成就出彩人生”“技能服务美好生活”“技能支撑强国战略”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1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和专业建设质量获得国际广泛认同：中餐烹饪国际化教学标准纳入英国普通和职业学历框架体系；吉布提“鲁班工坊”填补了该国没有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的空白；葡萄牙“鲁班工坊”的建设让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走进西方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在职业教育方面与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在海外19个国家建立20个“鲁班工坊”。 　　实践证明，通过职业教育传播中华文化，是深化中外交流与合作的有效途径。目前，中国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为各国学员提供了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发展机会。 　　职业教育正成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就业和民生改善、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有效桥梁，成为中外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的新载体。中国的职业教育正以开放、包容、进取、活力的形象向世界展开怀抱。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16岁少年刘熙鸿幼年遭遇家庭变故，由爷爷奶奶带大，日常生活来源主要靠两位老人摆摊做小生意和低保。 　　虽身处逆境，但发奋努力的刘熙鸿小学五年级就提前进入当地重点中学竞赛班，并接触数学竞赛。后来，获得多个数学竞赛奖项。今年初，刘熙鸿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个天才少年用天赋和汗水讲述了一个励志感人故事。

　为丰富学生们在“双减”政策实施后的暑假生活，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窑湾街道唐兴寺社区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的平台，通过开展传统剪纸文化体验、魔力科学实验、航模制作等公益性活动，帮助学生开阔视野，让暑假更多彩。

清华大学2022年本科生开学典礼于今日举行。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在开学典礼上勉励3000多名本科新生，要以己为鉴、认知自我，慎独方能养德；要以朋为友、融入集体，志同方能不孤；要以人为本、服务人民，众行方能致远。 图为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学校供图 以下为王希勤讲话节选——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今天，3000多名新同学加入清华大家庭。我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并借此机会，向哺育培养你们的家长老师和关心支持你们的社会各界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感谢！ 你们高中三年几乎都是在疫情中度过的，每个人都克服了不少的困难，那些居家学习的日子一定给你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今天，仍有部分同学受疫情影响暂时不能来到学校，但不管大家在不在开学典礼现场，你们人生新的阶段都已经开启，清华园也因为你们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希望你们在这里传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弘扬“行胜于言”的校风和“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践行“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成长为具备健全人格、宽厚基础、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清华人。 进入大学是你们真正意义上独立生活的开始，也是你们独立面对社会的开始。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容易让人们在步履匆匆中淡忘自己的初心和坚守。网络世界的碎片化、多元化，容易使人游弋于虚拟空间而忽略深度思考、忽视与现实世界的联结。面对这样的环境，希望你们从内心出发，不断完善自我、树立集体意识、勇于担当责任。 第一，要以己为鉴、认知自我，慎独方能养德。慎独是指人独处时保持谨慎不苟、恪守内心的道德原则，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行为高尚。《礼记·中庸》中讲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就是说，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也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1943年，周恩来总理在45岁生日当天，谢绝了大家为他准备的茶点和生日庆贺活动，独自回到办公室，写下《我的修养要则》，要求自己“加紧学习”“注意检讨和整理”“纠正自己的短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周恩来总理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重视点滴修养，只求奉献、不思回报，铸就了伟大的人格风范。慎独要自律自重，也要自省自警。人的品德修养要通过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自我完善来获得提升。自省如同对镜自照，既要看到自身的亮点，更要细览自身的不足。同时，也要在与他人的互动协作中不断深入对自己的认知，更加理性客观地把握自身的现状。初入大学的你们正处于思想发展变化比较大的阶段，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做到慎独慎微、勤于自省，对于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至关重要。希望你们培养向内自省、以己为鉴的意识和习惯，逐步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第二，要以朋为友、融入集体，志同方能不孤。古人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你们的大学时光将在宿舍、班级、社团等不同的集体中度过，大家不仅要共同学习生活，更要在集体中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论语》有言：“德不孤，必有邻。”个人修养与集体建设是统一的。集体的发展离不开每个成员的努力，集体的品格是由所有个体共同塑造的。集体会给予个体以力量，个体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清华历来重视集体建设。蒋南翔老校长把先进集体的形成看作是“个人和全班循序渐进的生动的一个全面发展过程”，并强调“个人的踏实努力与集体的自我教育和关怀正是相辅相成，不是相互排斥的”。今年，工程物理系1960级物602班全体学长都已超过了80岁。他们在清华园里一起学习、一起锻炼，许下了爱国奉献的共同志向，结下了伴随一生的深厚友谊。走出校园后，他们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各自领域收获了丰硕成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好的集体能让人涵养品格、习得宽容、懂得合作、坚定志向，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相互激励扶持、共同进步。希望你们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积极融入集体、建设集体，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在集体中更好地成长成才。 第三，要以人为本、服务人民，众行方能致远。人民是更大的集体，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属性。我们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一代代清华人顽强拼搏、真诚奉献，始终走在民族复兴和时代潮流的前列。1975年，国家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紧急支援青藏铁路建设。150名清华应届大学毕业生向学校主动请缨，满怀“笑迎高原暴风雪，定叫拉萨连北京”的壮志豪情，克服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投身青藏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把青春镌刻在雪域“天路”上。在艰苦的地方总有清华人的身影。1998年以来，一届又一届清华研究生支教团前往青海、西藏、湖南、云南等地区接力开展教育扶贫，支持帮助学生2.7万余人，为西部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青春力量。独行快、众行远，伟大的事业需要一代一代青年人携手奋斗。 慎独不孤，众行能远。同学们，你们新的人生征程已经启航。希望你们从入学开始就胸怀家国责任、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品德修为、练就过硬本领，把自己发展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教育部16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高效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扎实做好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作出七项部署。一是坚决贯彻疫情防控方针政策。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常态化科学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合，因时因势调整优化防控措施，做到精准化、人性化，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教育教学影响，确保师生健康和校园安全。 二是安全有序推进秋季学期开学工作。要坚持属地管理、区域统筹，综合研判当地疫情防控形势，“一地一案”“一校一策”做好开学工作。 三是周密部署安排师生员工返校。要按照属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明确师生员工返校条件，制定返校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分区分级、错峰错时确定返校批次和具体时间。 四是科学精准抓好常态疫情防控。要不断完善校园疫情防控方案，科学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强疫情防控专题培训和健康管理、公共场所清洁消毒与通风换气、防疫物资和核酸检测能力储备等。 五是全力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在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下，最大限度保障正常教育教学安排和校园生活，细化优化校园管理服务，充分保障师生合理需求，构建安全舒心的校园环境。 六是积极有效开展卫生健康教育。要凝聚“家校社”合力，宣传新冠肺炎和秋冬季常见传染病防控知识。教育引导师生员工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措施,坚持良好卫生习惯，提高自身健康素养，做好个人防护。 七是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水平。要在属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统筹下，加强配合协作与信息共享，完善校园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开展疫情防控多场景、实操性应急演练，保障校园疫情防控平急转化高效畅通，处置快速有力。

与职业教育的“城市焦虑”聚焦于所谓“普职分流”不同，当下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更多的是：如何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不断培养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振兴实用人才。 　　工作定了。从海宁职业高级中学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学了5年园艺专业的“00后”毕业生朱俊杰，把手中几个聘书反复对比，最终决定留在实习单位世合有机农园。“现在我们承包了28个大棚，从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闲。”短短两个月，朱俊杰已经迅速完成了从职教毕业生到返乡创业者的角色转变。 　　“我们的学生毕业就能就业、就业就是能手。”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方俊良告诉记者，不少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求职市场上其实“挺有市场”。今年，他们学校有3000余名毕业生，来校招聘的企业超过2700家、共5万多个岗位，可以说供不应求。 　　又是史上“最”难毕业季！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而以“职业院校就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各地职业院校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青睐的新闻不少，这与前不久“教育这十年”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公布的“十年来，我国中职就业率（含升学）持续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平均值”的消息相互印证，更与社会舆论场上长久以来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争议”形成鲜明对比。 　　“大有可为的职业教育，为何想说爱你不容易？原因就是职业教育长期被污名化，被看作低人一等的教育。”在今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委员对职业教育现状的剖析和建言，就曾引发网络热议，迅速登榜热搜。其实，去年“大体相当”的中考普职分流政策激起的这波社会焦虑至今未息。 　　事实上，当前我国职业院校中，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而在职业院校中，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但据记者观察，居于这波焦虑中心的多是城市家庭，鲜有农村家长和孩子的声音；而网络上关于普职分流的探讨也多集中于对“大体相当”政策的偏激“声讨”，少有对政策出台初衷和未来走向优化的理性建言。 　　这不禁引发记者思考：舆论场中被淹没的职业教育“乡村焦虑”究竟是什么？与城市有何不同？又该如何抚平？ 　　关于职业教育，乡村在“焦虑”什么 　　“宁去最差的普高，也别去好的职高。”每每有中考生在网络上发出普职选择之问，网友们纷纷现身说法进行劝退。前不久，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一经颁布，仍有媒体“蹭热度”地把其中“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普职分流”，并再度收割一批流量。 　　而被社会舆论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考分流早不是新鲜事儿。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普职分流”和“大体相当”的概念：“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政策使得当时我国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以快速扭转。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专生”，曾是一代人的光环，那也是职业教育的高光时刻。这一时期，中专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业技能型人才，“上岸”难度完全不亚于现在的985高校，专业主要集中在工商财、农林水、医卫、师范四大领域，考上就意味着有了“铁饭碗”。虽然后来中专包分配制度取消、高等教育扩招等政策出台，中职学校生源和办学质量受到影响，但“普职分流”并未停滞。 　　据教育部历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至2020年，我国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总体为4∶6。放眼世界，德国和新加坡在小学毕业和中等教育完成后都进行了普职分类教育。其他如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英国等国，高中阶段普职比例大致都是4∶6。 　　而现今国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同样来源于急迫的问题导向。 　　当前，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加速转型，急需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将达48％，技术蓝领缺口更是高达3000万人。但普职教育长期结构不合理，导致就业和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凸显，“有文化没技能”“有技能没文化”成为企业和毕业生在招聘与就业时的双重尴尬。 　　“新的分流政策对学校影响不大。”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初中教师表示，中考后分流政策一直都有，但以前学生即使没考上普高，家长还可以通过交择校费、复读或进入民办高中等办法解决。重庆开州区某中学初中班主任李玲告诉记者，她认为是如今严格的招生和“双减”政策，让家长们感到“无计可施”，才愈发焦虑。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鄢彩玲认为，“双减”之下的普职分流政策其实对一些地区的农村学生来说相对利好，在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大的地区，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会导致城乡学生在竞争上的不公平，现在砍掉了补习班等辅助工具，对这些地区的农村学生相对更公平一点。 　　那么，关于职业教育乡村到底“焦虑”何在？ 　　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于东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过一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等职业教育提出‘学农、爱农、务农’的办学方向，培养了一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各类‘能人’、‘把式’，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可惜这场改革到90年代初无疾而终，整个教育纳入了应试教育和升学主义的轨道。” 　　政策调整往往以问题为导向，而政策取向自然能准确反映焦虑所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要“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投入”。 　　可见，与职业教育的“城市焦虑”聚焦于所谓“普职分流”不同，当下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更多的是：如何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学成后回到农村去，有能力、也愿意投身乡村振兴。 农村职教“非农化”，人才流向“离农化” 　　“家禽、宠物、家畜板块高薪诚聘，要求专科以上学历。”前几天，李为亮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应聘者寥寥无几。“相比别的专业，学畜牧的本身就少，毕业后从事这一行业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很难招到符合要求的人。”作为北京一家大型畜牧医药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李为亮感慨道，大城市的大企业尚且如此，去县城、农村的毕业生就更少了。 　　“农村教育宣传的是走出农村，不谈如何建设家乡，乡村如何培养自己的建设者？”于东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乡村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焦虑。 　　“涉农专业招不来学生，只能被迫取消了。”供职于西部地区一所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的何辉告诉记者，学生主要来自本县及周边农村，目前开设的二十几个专业没有一个涉农的。受到招生和就业压力，涉农职业院校向综合型院校转型、涉农专业萎缩等问题不断出现。 　　近二十多年来，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愈发明显，农村吸引力持续下降，学生不愿意学农，导致许多职校主动或被动取消涉农专业，农村职业教育办学“非农化”现象在一些地方日趋严重。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开设农林牧渔类专业36个，而开设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棉花加工与检验、航海捕捞等14个专业的学校还不到10所。 　　“现在的涉农专业，除了传统的种植养殖，更需要培养集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农业全产业链人才或交叉学科复合型农业人才。”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学院院长吴海红说。 　　但是，在“非农化”办学倾向下，职业院校尤其是县城中职学校专业设置存在老化、脱节的现象，与区域产业不协调，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人才需求不能很好对接。这直接导致不少专业无法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学生学不到“真东西”，毕业即失业，学校办学愈加不受认可，难以为乡村振兴培养适应性人才。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制约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经费不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算，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而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不到普通本科教育的45％，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更少，难以满足职业教育的办学要求。就拿农机设备应用与维修专业来说，缺少农机设施设备和田间实训基地，专业根本开不起来。 　　2006年，记者曾参与中国社科院关于职业教育的国情调研项目，发现当时我国职业教育师资严重匮乏。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直接招用一线技术人员担任教师，或由普通师范毕业生充当职业技术课教师，存在懂技术的不懂教学规律，懂教学的不懂技术的问题，导致学生既学不到系统的文化理论知识，也不能很好掌握专业技术技能。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旧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教师招聘主要是全省统一组织，职业院校通过传统招聘考试难以招到合适的专业教师；另一方面是学校在收入待遇和工作环境上吸引力不足，难以让能工巧匠走进校园。 　　农村职业教育的“非农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才流向的“离农化”，很多地方缺乏一批立足地区产业发展的优质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学校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记者通过采访贵州、四川、重庆、江西、浙江、北京、山东等地多家中职学校负责人了解到，中职学校学校企合作基地广福镇福龟茶厂，食品专业学生学习茶叶炒青技术。有80％以上学生选择升学，而农村学生的升学之路，基本就是一条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到大城市的离乡之路。 　　“爷爷种了一辈地，孙子还去种地？”当得知朱俊杰初中毕业要去职高学园林时，爷爷奶奶就感到十分不理解。如今真正投身其中，他确实也尝到了这份辛苦。 　　早上五点半，天刚微亮，朱俊杰就起床了。简单洗漱后，他来到蔬菜大棚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即使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也无法改变自然生产规律。“夏日炎炎，汗水湿透衣背，农业的工作内容、环境、待遇与付出并不成正比，许多同学都宁愿选择钱少但环境舒服的工作。”朱俊杰说。 　　除了传统观念和工作环境的因素，对年轻人而言，农村吸引力还不够。一方面是当前专业设置与农村需求不对口，但关键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缺少地方产业及相关产业链作为支撑，就业机会少，工资待遇低；另一方面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条件仍存在差距。 　　出路何在，围绕乡村振兴需求转 　　“乡村教育的目标不应是培养‘小镇做题家’和‘二流机器人’，也绝不是只为城市输血或者为大学提供学生。今天的农村教育，应该致力于同时满足升学、进城务工和建设乡村的多元需求。”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说。目前，农村职教的发展现状距离这一理想化状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也有不少先行者的探索可学可鉴。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提出：“职业技术教育理所当然要同闽东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同农民脱贫致富的需要紧密结合。”当前，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要求更高。 　　“以前一直好奇开江豆笋和橄榄油的生产加工工艺，现在拿着学校发的书就一目了然了。”四川开江县职业中学食品生物工艺专业学生黄红表示，学校打造的特色课程，激发了他们对本土农产品加工的兴趣和信心。 　　“学生学得好不好，课程内容很重要。”开江县职业中学校长刘海洋说，近年来，学校以培养本土人才为出发点，围绕当地加工制造、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农村电商经营等产业开发了11门课程，紧跟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有效改善人才培养与现代农业发展不适应、与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为此，学校与种养基地、电商企业、农副产品基地等开展校企合作，组建“土专家”“田秀才”“致富带头人”队伍，让教师与企业专家交叉教学，不断提升学生服务县域、区域发展的适应性和专业性。 　　把镜头从西南转向东部，山东平度虽素有胶东“金粮仓”之称，而该市职业教育中心同样也曾面临“离农”、“非农”等转型压力和焦虑，这使得它的坚守更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办农业专业。”平度市职业教育中心校长朱风彬告诉记者，学校成立43年来，能够坚守农字招牌，服务地区三农发展，关键在于“坚持三分流不动摇”： 学校企合作基地广福镇福龟茶厂，食品专业学生学习茶叶炒青技术。 　　第一，坚持初中后合理分流不动摇，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理性选择“适合的教育”； 　　第二，坚持高中段科学分流不动摇，通过拓宽普职融通渠道，影响和吸引更多的普高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实现升学深造和顺利就业； 　　第三，坚持中职毕业恰当分流不动摇，基于县域人才需求特点和学生发展实际，强化职业指导和就业教育，引导学生恰当选择就业和升学，本地生源中30％多中职毕业生、80％多高职毕业生实现当地就业。 　　“三分流”使平度全市职普比例保持在4.2∶5.8，一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在当地实现顺利就业。2018年，平度职教中心申报的《助推县域三农转型升级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对于县域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往往由于缺乏人才和技术支撑难以做大做强，从而陷入一种缺乏人才导致产业后劲乏力进而影响吸引力招不来人才的怪圈。而平度打破既有思路，逆向操作，“面向市场设专业、依托专业办产业、办好产业促专业、专业示范带行业”，从而形成了从选种育种到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和人才库。 　　近年来，平度职教中心示范孵化规模化奶牛场11个，养猪场31个，养鸡场160个，培养家庭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厂等经营主体2128个，推广实施138项实用技术，催生了本市20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2022年平度市名列全国百强县第63位，为农村职业教育贡献了“平度经验”。 　　“职业教育要全面围着乡村振兴需求转。”于东平认为，职业院校要及时适应所在区域产业结构的变革与需求，以培养乡村振兴带头人和实用适用的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把地方职业院校的工作纳入区域发展规划中。 　　“助力乡村振兴，县级职教中心应发挥更大作用。”朱风彬说，与国外的社区相比，中国是以县为基本单元，也最接近农村，因此应立足县域办强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既可升学也能就业的优质学生；有条件的县域应提高办学层次，探索办高等职业专科或职业技术大学，服务区域发展，还能为更多农民提供就地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 　　破墙办学，才能“桃李满天下” 　　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发布的《乡村教育新观察——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2021）》指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中职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有三种：一是农村中职教育发展“空心化”，供需结构失调，优质资源匮乏；二是办学“普教化”，人才培养逐渐丧失“职业性”和“农村性”，将农村中职教育办成了“升学教育”；三是发展模式僵化，在适应当地农村产业发展的培养质量上存在较大缺口，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培养质量差。而要破解这三重困境，产教融合是一条一举多得的必由之路。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日前，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并实施《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开展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型城市等一系列试点，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推进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办学，促进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 　　目前，校企合作已呈现出多样化格局。全国组建了1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涵盖了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4.5万余家成员单位，形成了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作为全国最大的畜牧兽医人才培养基地，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特色办学路子上积极摸索。学院党委书记郑立森介绍，学院采取混合所有制办学形式，校企共建9个特色二级学院，实行现代学徒制、订单式培养等育人模式，形成校企联合招生、协同育人机制。同时，丰富产教融合，政校行企联动，建成了“从牧场到餐桌”全产业链专业体系，以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以解决行业企业技术难题为核心的技术服务体系，为区域培养输送了上万名畜牧兽医人才。 　　此外，于东平提出，要助力实现乡村人才振兴，除了“墙内办学”，还应发挥围墙外的办学力量，如农村成人教育、国家广播电视大学、农业广播学校等涉农教育机构应该协同作战，致力于培养不同类型、层次的专业人才。 　　“农广校培养了一批中专学历的农民，北京农职院急需一批优质的高素质农民补充生源，于是两家一拍即合。”北京市农广校负责人介绍，2016年起，北京市农广校联合北京农职院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学历能力双提升培育项目”。截至2021年，共招收高素质农民和村“两委”干部3572人，既圆了广大农民的大学梦，又有效解决了京郊农村人才总量不足、结构性短缺和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是更早的“破墙者”。据方俊良介绍，早在2008年，嘉职院就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民大学生学历提升工程，面向农民大学生、涉农全日制专业学生和农民培训学员，分类定制专属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了“政府买单、量身定做、联合培养”的农民大学生培养模式，现已培养1099名农民大学生，1749名“一村一名大学生”。同时，嘉职院还建立“一院对接一县、一院对口一地”精准服务对接机制，即由一个二级学院对接本市一个县（市、区），以及该县（市、区）对口帮扶西部地区的一个县，紧贴本市五县两区和帮扶六县乡村经济发展需求，重点开展乡村人才培养、科技下乡、数字赋能等行动，为区域产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当然，抚平职业教育的“乡村焦虑”，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发挥各方面合力，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扭转。“我们的乡村要建设成金山银山，必须摒弃‘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贫困’的偏颇宣传导向，加强孩子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作用，不断培养出更多回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乡村振兴实用人才。”这也是于东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的关键问题。

强化公益属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线下面授教学（含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不少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时的20%…… 近日，《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对普通高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推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规范发展 在不同历史时期，普通高校通过举办函授、业余、脱产、网络等形式的学历继续教育，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辐射全社会，为成人学习者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为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素质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1725所普通高校举办学历继续教育，其中部属高校53所（仍有在籍生的）、高职院校753所。2021年招生501万人，在籍生1209.3万人，按人头算，基本占到整个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近年来，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办学定位不够明确、制度标准不够完善、治理体系不够健全、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不能很好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 “所以，《实施意见》中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汇就是‘规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基于现实存在的问题，《实施意见》对普通高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推动形成办学结构合理、质量标准完善、办学行为规范、监管措施有效、保障机制健全的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需求愈发迫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强改革，推动由规模扩张向规范发展、高质量发展转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说。 科学确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 在此次《实施意见》发布之前，教育部已就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广告发布、专业设置、教材建设、校外教学点设置等发布通知，可以看出国家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要求越来越严格、管理越来越规范。 此次《实施意见》从明确办学定位、优化办学形式、推进分类发展、严格办学基本要求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对普通高校举办什么样的学历继续教育、如何办好学历继续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办学定位上，要求普通高校遵循“聚焦特色、控制规模、保证质量”等原则，举办与学校定位、特色相适应的学历继续教育。要将学历继续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强化公益属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在办学形式上，明确自2025年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为“非脱产”。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高考入学，统一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统一最低修业年限，统一毕业证书。 在分类发展上，支持部属高校结合高水平学科专业举办“少而优、小而精”的学历继续教育，支持地方高校重点举办“服务地方、办学规范、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的学历继续教育，高等职业学校重点面向一线从业人员，举办服务“知识更新、技术提升”的学历继续教育。 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含金量”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意见》强调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要求主办高校加强对线上教学和线下面授的全过程管理，确保严格落实课程教学、实验实训、考勤、作业、考核、毕业论文（设计）、毕业答辩及审核等环节要求，并规定线下面授教学（含实践教学环节）原则上不少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时的20%。对于师资队伍也作出明确要求，主讲教师数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1∶200，辅导教师数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1∶100，管理人员数与在籍学生数比例不低于1∶200。 “保障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质量，需要从教学过程、教学标准、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规范。”储朝晖说。 如何保障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质量，提升“含金量”，使之能够可持续发展，是接下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机构努力的方向。 在办学基本要求上，《实施意见》列明普通高校举办学历继续教育所需师资、场所、设备、资源、经费、制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并将其作为核定办学资质、确定招生计划上限、监测办学质量、评价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同时，教育部将分专业类制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教学基本要求。 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实施意见》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组织实施、校外教学点管理、教学模式改革创新、师资队伍建设等教育教学各环节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同时明确了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工作等要求。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表示，教育部主要将从3个方面推动《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二要强化落实落地，突显改革实效；三要推动示范引领，形成良好氛围。

8月15日，教育部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主办地重庆召开了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大学生重要回信五周年座谈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就“红旅”活动开展5年来取得的突出成效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开展5年来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绩。 答：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大学生回信五周年。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连续办好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深入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将红色筑梦的旗帜插遍祖国大地，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锤炼意志品质，用青春智慧、用创新创业生动实践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红旅”活动已经成为一堂融党史教育课、国情思政课、创新创业课、乡村振兴课、红色筑梦课为一体的，极具特色和标志意义的“中国金课”。 5年来，全国483万名大学生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社区，用专业知识、创新创业成果精准对接基层需求。从延安到古田、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从小岗村到闽宁镇、从嘉兴南湖到大庆油田……在“红旅”活动带动下，各地各高校持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感悟、传承红色精神。我们组成了一批批“科技中国小分队”“健康中国小分队”“幸福中国小分队”“教育中国小分队”“法治中国小分队”“形象中国小分队”“政策宣讲小分队”，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深深融入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现代农业、美丽乡村建设、弱势群体帮扶等方面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比如，2018年参加“红旅”活动的厦门大学“数字乡建——信息服务平台·振兴美丽乡村”团队，几年来他们深入福建、江西、广西、广东4个省份的62个村，探寻、挖掘、记录红色文化，形成数字博物馆62处，打造红色文化遗产信息链，既丰富提升了团队成员，也为广大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多内容。电子科技大学“沈厅筑梦家庭农场”项目助力晚熟柑橘销量逆势大涨，一个月内销售超1500万斤，销售收入超6000万元，增加岗位6万人次。还有井冈山大学“百年好合”项目团队，面对江西省莲花县10万余亩荒山，他们利用专业所学，分析当地气候、地理和土壤资源，因地制宜，提出“山地百合种植”产业模式，开发出以卷丹百合和龙牙百合为主栽品种的山地百合1.2万亩，将荒山变成了农民的致富之山。5年来，累计有98万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农户近255万户、企业6.1万余家，签订合作协议7万余项，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问：“红旅”活动5年来形成了哪些经验？ 答：一是走出了一条人才培养范式改革的新路。“红旅”活动把高校的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把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与精准扶贫脱贫、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组织和引导学生在“红旅”活动实践中增长见识、磨炼意志，同时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时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树立了新的人才培养观、新的教学质量观，引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理念和实践的深刻变革。 依托“红旅”活动，各地各高校持续创新载体。主旨论坛、思政微课、创新创业专题报告会、项目路演及签约、红色主题音乐课等活动丰富多彩，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从心灵深处感悟、传承红色精神。上海市用好历史红色资源名片，连续举办“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活动，累计征集60余所上海及长三角地区高校九大类创意作品近万件。福建省着力打造“双百三级三创联动”活动模式，以在项目上联建党支部的方式带动百校与百乡、千院与千村、万队与万户融合共创。 二是培育了一大批信念坚定敢闯会创的时代新人。通过“红旅”活动引导高校大学生深入广袤农村、基层一线，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沉浸式、针对性开展帮扶工作，涵养家国情怀的同时，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切实提升了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比如同济大学“掌上‘智’村——乡村产业振兴一体化智慧服务系统”项目团队就驻扎浙江台州市黄岩区，进行数据调研，通过案例库、算法库和模式库一体化打造，形成乡村产业振兴一体化智慧服务系统。如今，“掌上‘智’村”已与17个县市政府展开合作，间接带动7000多名返乡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 三是开创了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红旅”活动有力推动高校的智力、技术、文化资源与企业、投资机构的金融、市场、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将高校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广大乡村，推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在农村蓬勃兴起，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新动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涌现出了一批“红旅”创新创业项目。 我国共有水库9.84万余座，绝大多数分布于农村，其中30.4％的水库呈现富营养化状态，12496座水库水质为Ⅳ类及以下，水质不达标。南昌大学“珍蚌珍美”项目团队独创“鱼蚌＋”生态净水模式，以珍珠蚌的滤食作用为核心，混养多种鱼类，对富营养化水体进行净化，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吉林大学“丰粮满仓——液化农业废弃物改良盐碱地打造‘第二粮仓’”项目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近临界水技术液化玉米秸秆—畜禽排泄物制备有机肥料以改良盐碱地，助力吉林白城市通榆县粮食增收。 问：请介绍一下今年“红旅”活动的情况。 答：今年第八届大赛“红旅”活动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此外，今年更加注重发挥高校“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引领，用“四新”为“红旅”赋能，重点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求，聚焦“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新生态”建设，引导师生扎根基层创新创业，关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6月17日，我们通过“北京、重庆设双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的方式举行“红旅”全国启动仪式，全国联线、统一启动，在高教战线和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广大青年学生扎根基层创新创业的热情空前高涨。全国高校共有79万个团队、330万名大学生报名参加今年的“红旅”，为历年最高。 问：请介绍一下“红旅”活动下一步的考虑。 答：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推动“红旅”活动再深化、再出发，组织全国高校学生上好这堂“中国金课”，在新时代的赛道上跑出最亮丽的青春风景线。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发力： 一是将“红旅”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提升高校办学能力和水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我们将持续以“四新”建设为引领，通过“红旅”活动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创新，同时以更多更高质量的“红旅”项目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是将“红旅”与教育数字化紧密结合。今年，教育部实施了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我们已经在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了一批“红旅”金课、汇聚了一批“红旅”优秀典型案例。我们将通过数字化，促进各地各高校间的互相学习借鉴，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红旅”活动。此外，我们还将依托相关资源建设“红旅”项目资源对接平台，通过数字化，实现个性化、精准化项目资源信息的智能推荐和服务。 三是将“红旅”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深入田间地头，以田地为教室、乡村为课堂，通过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求，聚焦“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新生态”建设，了解农村、农民的所需所盼，探索服务乡村振兴的精准路径。 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红旅”的系统支持，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对“红旅”活动中涌现的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的后续跟踪支持，帮助开展项目前期接洽、需求沟通，推动优秀项目落地生根并不断发展壮大。

自2025年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统一为“非脱产”，主办高校可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等，灵活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教学。近日，《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以“全面规范、提高质量”为主线，对普通高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推动形成办学结构合理、质量标准完善、办学行为规范、监管措施有效、保障机制健全的新格局。 《实施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全民终身学习理念，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加强内涵建设。按照“系统谋划、分类指导，育人为本、提高质量，夯实基础、强化能力，数字赋能、精准治理”的原则，形成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格局。 《实施意见》要求，主办高校应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定位、办学条件，遵循聚焦特色、控制规模、保证质量的原则，举办相应的学历继续教育，强化学历继续教育的公益属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普通高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高考入学，统一专业教学基本要求，统一最低修业年限，统一毕业证书。 《实施意见》针对教育教学环节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要求。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规范教学组织实施，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办学基本要求，加强教材建设管理，规范校外教学点管理，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 《实施意见》强调，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广泛汇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优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主办高校要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创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管理方式，提高办学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全面加强教育教学在线常态监测。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8月19日—20日在天津举办，这是由我国举办的职业教育领域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会议，来自全球123个国家和地区约700名代表注册参会。教育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总体情况。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介绍，举办此次大会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要借助大会平台，广泛学习借鉴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有益经验，更好地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把握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势；另一方面通过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为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陈子季介绍，大会以“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包含开幕式、主论坛、14个平行论坛、闭幕式。 大会同期将举办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线上博览会，并发布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形成“会、盟、赛、展”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崭新平台和范式。 “会”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8月19日下午将举行大会开幕式和主论坛，来自18个国家的教育部长或驻华大使、部分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知名企业和职业院校代表将发表演讲。8月20日全天，举办14场平行论坛，250多名专家学者将围绕“数字赋能、转型升级”“绿色技能、持续发展”“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普职协调、终身学习”等议题发表演讲。之后将举行闭幕式，发布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发布《天津倡议》并总结大会成果。 “盟”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大会期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将联合部分国内外高校、职业院校、研究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等，以“自愿、平等、互利、共赢”原则，发起筹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的倡议，拓展职业教育领域国际交流的渠道和模式。 “赛”即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赛分竞赛和展演两类，其中机电一体化项目等竞赛类赛项15个，能工巧匠等展演类赛项8个。大赛设天津主赛区和江西赛区。8月19日上午大赛将举行开幕式，8月20日上午大赛将举行闭幕式暨颁奖仪式。 “展”即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会。展会以“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为主题，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牵头组织，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办，重点展示职业教育应对数字化变革、产教科融合发展的成效，以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就等。8月19日，将线上线下同时举办博览会开展仪式。 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委主任荆洪阳表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基本实现“四个到位”，即服务保障到位、场馆保障到位、防疫保障到位、安全保障到位。 “天津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强化成果应用，强化产教融合，强化创新驱动，强化扩大开放，持续致力于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为世界提供中国职业教育方案。”荆洪阳说。

青年大学生群体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在青年大学生心中植入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种子，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当前国家文化和教育部门大力倡导“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力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推行传统文化教育，并使之成为高校思政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 青年一代要坚定文化自信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影视、网络媒体、游戏、文学等手段渗透我国主流文化，以推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模式，妄图影响和改变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不良影响下，相比于崇拜英雄和模范人物，一些青年更崇拜所谓的娱乐明星；个别大学生在日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出现一定的“西化”趋势，精神世界被拜金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逐渐侵蚀。 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当青年思想认识陷入困惑彷徨、人生抉择处于十字路口时，我们要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要有针对性地坚定他们的文化自信。 针对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的这些现象，学校教育进行了多方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现在的大学生坚定了文化自信，不再只对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趋之若鹜，对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腊八节、二十四节气等富含民族情感和记忆的民俗事象越来越熟悉。这些看似平常的时节、节气和民俗事象，带着“土气息”“泥滋味”，非常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容易让大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接受传统文化的精髓，坚定文化自信。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巧妙发挥民俗文化的作用，引领广大学生基于火热的时代生活，形成健康而富有文化韵味的生活方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民俗文化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深沉的力量，铸就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时，文化是体现人本质和创造性的存在，也是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一个人精神家园的核心，并为其实践认知活动提供价值导向和评价标准体系功能。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坚守与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本源文化的充分肯定，也是民族文化穿越时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更是民族凝聚力、自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民俗文化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又被称为民间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广大民众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俗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文化综合体概念。首先，民俗文化是一个纵向的文化综合体。在我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衍生出了大量的民俗文化类型，如岁时节日、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家族谱系、游艺民俗文化等。这些传统文化形式与当代文化相比较，表现为一个纵向时间的概念，是一个族群长期集体智慧的结晶和精神归宿。长期以来，民俗也和大众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很多传统民俗经过整合、变异和发展，已经作为新的民俗事象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并参与和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整体形象和文化品格。例如，在“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的除夕之夜，家人聚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成了当前一种新的“守岁”习俗方式；基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吉祥表情包、电子红包、短信祝福等代替了传统登门拜访的拜年方式；近几年，在清明节、中元节兴起网上祭祀文化；等等。虽然传统民俗的外在形式发生着变化，但家族团聚、共享天伦、祈福纳祥的民俗文化内核没有改变。 其次，民俗文化是一个横向的文化综合体。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地域不同，各地民风、习惯、观念不同，从而形成了缤纷多彩、形态各异的民俗文化类型。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一种类型的民俗文化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地域的特定文化基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民俗文化类型经过长期流传积淀、演变融合，与其他文化形态一起培育和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这一更大的文化综合体，也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图式背景。民间文艺研究者冯骥才认为，“民间文化是一种‘母亲文化’，赋予我们情感和血肉”。民间、民俗文化承载了民族的情感和记忆，其主要特性在于民间性、大众性、习俗性。因此，民俗文化又被看作记载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发展脉络的活化石，蕴涵着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精神本源和文化图腾。它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民族心理的遗传密码，延续着华夏子孙的血脉和族群认同，是值得我们自豪和珍视的文化宝藏，也是值得当代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群体深入学习、探究的重要文化主题。 保证高校民俗文化课程思政的品质和效果 针对当前部分大学生文化精神面貌所暴露出的问题，以民俗文化课程思政为抓手，激发起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可，是塑造大学生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强化民俗文化课程思政中的情感素质教育。民俗文化更多的功能在于其是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体现。因此，高校民俗文化教育应强化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其次，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亦在于，它是生活的文化，或者说民俗文化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民俗的文化溯源应抓住民俗文化的生活化特色，用民俗文化的魅力来感染当代大学生，使其发现民俗文化作为精神财富的宝贵和精彩之处，让民俗文化中的仁爱孝悌、诚信知报、修己慎独、克己奉公、担当奉献、见利守义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和美德植入当代大学生心灵，成为其日常生活为人处世奉行的圭臬。这样才能有利于消解西方个人主义、“普世价值”、消费文化等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抵御其对当代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侵袭和渗透。 目前，关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传承教育存在一些亟待改进之处。很多高校的民俗文化课程思政内容浅尝辄止，缺乏系统化的民俗文化思政教学体系架构和拓展性研究。大学生心智已经相对成熟，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也能理性地分析相关文化现象。因此，单纯以说教方式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民俗文化教育，其结果往往流于表面。所以，民俗文化课程思政应由表及里、循序渐进，以启发式、探究式学习为主。例如，高校可以充分挖掘地方民俗文化资源，邀请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校园，通过讲座、现场演示等方式，使学生能直观立体地了解地方民俗文化，提高对民俗文化的学习兴趣。其次，可以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开展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和相关课题申报，深化对民俗文化的理性认知，有效地促进民俗文化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最后，引导大学生群体从民俗文化的精神内核层面找到与各自学术研究领域的链接点，将传统民俗文化价值置于时代文化语境下进行综合考量，进而融学于趣、化教于心，在专业领域、时代文化和传统民族文化之间找到文化共振点和价值平衡点，以此保证新时代高校民俗文化课程思政的品质和效果。 传统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担当奉献精神等，是在当前伟大变革时代，团结动员起全体优秀中华儿女奋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经过百年跌宕起伏，坚韧不屈、开拓进取、重新崛起的重要文化支撑和内在驱动力。

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青年科研人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源泉。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对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科技部、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聚焦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五项行动内容，切实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为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与活力提供支撑和保障。 　　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青年科研人员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力源泉。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对于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将青年科技人才与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卓越工程师一起列为我国要加快建设的战略人才力量，并强调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 　　青年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主体组成部分。作为科技人才队伍储备的重要来源，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中“39岁以下”人群约占四分之三，未来这种年轻化状态和趋势仍将继续保持。 　　青年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中最具创新活力的群体。从人的生理发展特点来看，青年时代正处于人的创新活跃期与产出高峰期，是从事创新创造活动的黄金时期。在各行各业的科技创新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青年科研人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青年科研人员，让更多青年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进行科研攻关，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 　　然而，青年科研人员处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面临着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近年来，国家为科研人员减压减负，促进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8年以来，“减负行动1.0”“减负行动2.0”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近日印发的《通知》直指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正式拉开了“减负行动3.0”的帷幕。 　　促使更多青年科研人员享受政策红利 　　减负赋能，是激发青年科研人员创新潜力的有效途径。《通知》提出的五大行动内容，切实体现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关心，运用政策“加减法”，促使更多青年科研人员最大化享受政策红利，真正能够轻装远行。 　　一是对青年科研人员委以重任。明确在国家和科技发展重大任务中青年科研人员担纲领衔要求，确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专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任职比例，要求在新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指挥部中新设立副总师岗位并由青年科研人员担任等，在为青年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重大任务提供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高的展示平台。将青年科研人员的学术成长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不仅是对科研人员早期能力的认同，也让优秀的青年人才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得到人生出彩的机会。 　　二是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多学术机会。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资助覆盖面和资助规模，对刚开始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和面临孕哺两期特殊困难的女性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无疑是在职业成长的道路上为青年科研人员雪中送炭。为避免由于缺少经费和项目支持、或因生育等因素造成职业生涯断点，给青年科研人员提供相对稳定和有针对性的经费支持，是更加符合青年科研人员成长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有更好的学术表现。 　　三是给青年科研人员减轻考核负担。完善青年科研人员考核评价方式，适当减少考核频次、精简过程检查报告要求、设置分类评价指标、承认岗位工作贡献等，是结合青年科研人员自身特点和科研活动规律，把问题导向与政策创新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科技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推进“破四唯”“立新标”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实际操作中如何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针对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难点痛点提出改革措施，不但有利于解决青年人才的困境，对于我国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也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四是促青年科研人员保障科研时间。《通知》旗帜鲜明地指出确保青年专职科研人员工作日用于科研的时间不少于4/5，并提出一系列措施加以保障，如避免不必要的事务性活动和工作，为科研团队配备科研助理等。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持续投入，也需要坚持不懈的业务钻研。保障科研时间，让青年科研人员深耕主业，就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创造活力，激发其内生动力。 　　五是助青年科研人员强健身心。关心青年科研人员的身心健康，既要为他们强身健体提供活动场地和条件，又要向他们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和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活动，帮助他们身心健康、精力充沛地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成才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具有多元化特征，关注普遍性集体需求和特殊困难群体的个性化需要，以需求为导向优化青年人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会让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轻装上阵，行稳致远。

　8月的重庆酷热难耐，重庆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杨栋华却没有休假，和团队成员在实验室忙碌着。这两天正是其项目一个关键的验证点。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重庆市科技局获悉，2019年以来，该局逐步扩大对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的改革试点工作范围，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创新空间，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今年将对所有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包干制”。这样一来，科研人员的主动性更强，积极性更高了。 　　项目实施全包干 科研自主性更强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采取预算制，即科研经费要按照预算要求来使用。 　　2019年，重庆率先在全国启动实施科研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在11个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市级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即经费用途包干、经费使用包干、项目实施包干。其中明确经费支出不设科目限制和具体比例限制，与项目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支出据实开支，实行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制，并且在项目考核指标不降低的前提下，项目负责人可以自主调整项目技术路线、实施方案以及项目组成员。 　　“以前申请科研项目要经费预算，如果后期要调整就要申请再层层审批。往往审批下来，实验的关键节点也过了。”杨栋华说，现在汽车、航空领域材料轻量化是热点，但如何让这些不同的材料焊接更牢固可靠是一大难点，也是他正在关注研究的领域。去年这一研究申请到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研究进展非常顺利，目前正在进行一种新材料的关键验证。实施了“包干制”，实验中要进行技术路线的调整、实验材料的购买团队自己就能决定，不用再走调整预算流程。 　　“‘包干制’不仅解决了‘买醋的钱不能打酱油’的情况，还让科研经费更能用在‘刀刃’上。”重庆理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冯晋说，学校还实施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使用“包干制”，设立了横向科研项目的结余经费“个人发展基金账户”，如合同中没有约定的，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将结余经费转入个人横向结余经费账户中，并由其统筹“包干”用于科研项目的后续研究。 　　2021年度重庆市科技局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对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博士后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均实行项目经费“包干制”，涉及立项项目1505项。 　　重庆市科技局基础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改革，一定程度解决了科学研究路径不确定性和经费管理具体化之间的矛盾，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权，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如重庆交通大学2020年上半年实施“包干制”后，校内各类纵向项目申报数量提高了约8%。 　　简化管理报销流程 为科研人员减负 　　“以前一到结题季，至少要提前两三个月做准备。”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张洪说，在准备的材料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准备财务报销的各种票据，如果有预算调整，就需要写说明到科研处申请调整，再找学校领导签字，“时间就消磨在这一来二去中”。 　　围绕解决“报销繁”问题，重庆市强化项目负责人责任制，赋予项目负责人经费支配权，实行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销制，项目结题前项目经费决算表报项目单位职能部门备案管理。试点单位按照改革精神，进一步简化报销审批流程，为科研人员切实减负。如重庆交通大学通过流程优化和信息化建设，显著减少了科研人员对于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技术方案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的报批流程。重庆理工大学全面实行网络电子化报账流程，科研人员通过网上财务系统提交相关报账材料，经财务处审核通过后，打印纸质报账材料即可，大大减轻了科研人员“跑财务”负担。 　　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的同时，他们将科研伦理、作风学风、经费使用等纳入科研诚信管理，通过发挥监督和诚信建设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我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感谢您的教诲！”“您是指路明星，指引我进入心仪的北航学习……”   近日，在河南省淅川县一高，看着学生陆续发来的“捷报”信息，原高三11班班主任索玉婉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今年高考，我们班63人参加高考，61人过一本线，近一半学生成绩超过600分。花儿一样的年龄，希望他们都有一个红火人生！”索玉婉由衷地说。   这些年，淅川教育蒸蒸日上，优异的成绩，离不开像索玉婉这样潜心育人、不辍探索的老师。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默默耕耘，为淅川教育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今年34岁的索玉婉，12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把一腔炽热情怀都献给她热爱的教育事业。   “在学生日常管理和行为习惯培育上花费的心思很多，高中学习压力大，关注学生的心理动向，总能事半功倍。”索玉婉说。身为班主任，她平均每天要上四节课，谁的情绪出现波动，她总能第一时间察觉。课后，她会找准切入点，循循善诱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走出误区。   “今年高考602分，索老师的功劳最大！”学生王泉感激地说。王泉家境贫困，高一时差点失学，性格敏感自卑。索玉婉联系社会爱心人士，每月资助他600元，直到高中毕业，还定期为他进行心理疏导。渐渐地，王泉打开心扉，脸上有了笑容，成绩明显提高。   12年来，一个个追梦少年在索玉婉的陪伴下一路成长，走向诗和远方。   2021年腊月二十八，索玉婉不慎崴断了踝骨。手术后，得知自己需要卧床休息一个月，她急红了眼：“还有100多天就高考了，在家躺一个月，学生咋办？”正月十四，开学第一天，索玉婉坐着轮椅准时出现在教室。   教室在三楼，没有电梯，索玉婉索性把拐杖、轮椅、折叠躺椅全搬进教室。学校为她腾出一间空教室，方便她课后休息。“白天，我坐在教室后面的折叠躺椅上；晚上，住在空教室里，随时辅导学生，一举两得。”乐观的索玉婉笑着打趣。由于工作太忙，恢复锻炼不到位，她的脚踝处软骨至今不能完全闭合，做不了剧烈运动。   “索玉婉是一高教师的缩影，他们十几年如一日敬业勤勉，诲人不倦，默默地奉献着青春和热心。”淅川县一高校长姚银秀说。   在淅川，还有很多像索玉婉一样无私奉献的老师，怀着一腔炽热情怀，在三尺讲台上书写芳华。   他们勤学善思，不辞辛劳，用真情和爱心温暖学生的心灵，用智慧和坦诚开启学生的心锁——   淅川一高语文老师马红范将学生优秀作文编成小册子；数学老师熊浩东自制各种教具，将抽象的数学问题形象化；英语老师编写英语词汇句型读背手册，历史地理老师编写记忆口诀……   他们爱岗敬业，勇于担当，把最好的一面全给了学生，成为三尺讲台上学生百读不厌、书香四溢的大书——   老城镇初中党支部书记、校长陈建波，同时兼任镇中心学校业务副校长、九年级班主任、数学老师，他把时间都给了工作，只能通过摄像头与80岁的老母亲联系。金河镇初中教师郭书勤，丈夫患重病，她白天上课，晚上照顾丈夫和孩子，挤时间备课、批改作业。有同事突然生病住院，她主动分忧，担了两个毕业班的语文课，忙得像陀螺……   他们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甘愿做一根蜡烛，燃尽自己最后的生命，照亮千万孩子前进的征途——   扎根深山30年的盛湾镇袁坪小学教师刘丽，先天性左脚残疾，强忍病痛折磨坚持工作。手术后，她不愿耽误学生，坚决放弃住院康复，架着双拐走上讲台。淅川一高教师曹新来，工作中突发心血管疾病，心脏装了3个支架，却始终放不下刚步入高三的学生，住院18天就返回讲台。   “全县教育工作走在前列，老师们的付出让人感动。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对教育工作重视程度再高都不为过、投入再多都不为过。”淅川县委书记周大鹏说。   近年来，淅川县年均教育投入超过7亿元，改扩建校舍、多渠道补充教师，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率达到100%。每年拿出真金白银对教育先进典型进行表彰，让教师们经济上得实惠，政治上受优待，营造尊师重教、立德树人的浓厚氛围。如今，全县基础教育水平不断夯实，高考成绩连年刷新纪录，一本进线人数和增幅均位居河南南阳第一名。

当一个学龄儿童的学业成绩没有达到其年龄（或就读年级）和一般智力水平预期的平均水平时，这个儿童有时被家长或老师认为存在“学习困难”。家长求助“学习困难”门诊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孩子的不良学业表现。家长选择及时就诊，对于发现和评估儿童学习困难的性质、原因及其对学业的影响，采取针对性的治疗、干预和教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在教育实践和儿童临床心理门诊中，学习困难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通常是根据儿童的学业成绩不良这个功能性后果来界定的，是多种临床障碍和一般问题的集合，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临床障碍类别。学习困难不仅包括狭义的学习障碍，也包括多种因素造成的学业成绩不良或低于预期。   从儿童发展的视角来看，学习困难是由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因素造成的，可以是其中一种因素导致，也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所致。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学龄儿童的学业成绩不良或“学习困难”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儿童个人的不能（认知能力或学习技能不足）或不愿（动机不足）；教育的缺失或不当。学习困难具体可以分成六种情况：学习障碍；智力障碍；神经或运动障碍；感觉障碍（视力或听力）；其他情绪与行为障碍（如焦虑、抑郁、游戏成瘾等）；缺乏教育（没有进入学校接受系统教育）、教育不当（学业指导的语言熟练性不足）、社会心理困境（如学习动机不足）。   无论孩子的发展起点如何以及最后达到的教育水平如何，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或个别化教育强调的是，根据孩子的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学习风格、个性特点，在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原则下，设定适当的学习目标，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满足每一个儿童的学习和发展需要。理解和评估每一类“学习困难”儿童在学习和发展方面的特殊需要，需要家长积极与教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员合作，为儿童进行科学的评估、咨询和治疗，在学校和家庭环境为儿童提供充分的学习支持，并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   在各种“学习困难”儿童的教育实践中，家校合作是基础。老师和家长根据儿童的学业成绩表现，发现儿童存在某种学习困难时，可以参照以下三个步骤采取教育策略：家长和任课教师调整教育和教学，包括改进亲子互动和师生互动、选择有效的教学策略、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或课堂参与；当教学调整不起作用的时候，考虑下一步，即与学校心理老师和其他学科老师合作，为儿童提供积极行为支持，包括预防行为问题的发生、问题行为的课堂干预、增加和维持良好的课堂行为；当前两步仍然不能有效地改变儿童的问题行为，也不能明显地改善其学业成绩的时候，考虑转介干预，包括转介到医疗机构、采取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其他干预等。

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表现有学习困难的儿童约占学龄期儿童的13%至17%，但狭义的学习困难，即“特殊学习技能发育障碍”这一类型，约占其中3%。导致学习困难的原因繁多，需要家长、老师和医生们一起全面分析并加以应对。   作为一位从事心身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专科医生，我是这样看待“学习困难”的。首先，它应被视作一个“症状”，是一个综合征，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对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儿童进行原因分析，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治疗，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学习困难”指智力基本正常的学龄期儿童学业成绩明显落后，概念最初来源于教育学。随着精神医学、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的发展，尤其是近30年的不断进步，学习困难被细化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狭义上是指“特殊学习技能发育障碍”，包括特定的阅读障碍、特定性拼写障碍、特定性计算技能障碍等；广义上还包括有适当学习机会的儿童，由于环境、心理和素质等方面的问题，致使学习技能的获得或发展存在障碍。   需要强调的是，学习困难以成绩低下或者不理想为主要表现，但学习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环境因素。与国外不同，在国内环境下，家庭经济条件对学习困难发生的影响并不显著。儿童的家庭不和睦、矛盾冲突多，父母对儿童或过于骄纵溺爱，或过于严苛，都有可能会导致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差，这些环境因素尤其影响儿童语言发育。二是心理因素。国内有调查显示，导致学习困难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种精神心理问题，占比高达87.8%，包括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精神心理疾病以及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和策略问题。三是素质因素，包括遗传、不良气质、智力结构和神经心理功能的缺陷等。   学习困难是涉及多个学习技能的综合结果。例如，做算术不仅仅是计算技能，还包括阅读理解，结果的表达还要涉及书写技能。整体的学习困难如何做具体归因和干预，就需要家长、老师在医生的协助下，更全面、细致地关注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一步来说，我们医生和教育工作者要识别出真正的“学习困难”，包括上述广义和狭义的学习困难，也要鉴别和排除那些生长发育阶段带来的学习上的“不够好”，或是那些由于情绪、心理、社会等问题导致不能将精力充分投入到学习中所带来的学习成绩相对落后。   家长们也要尊重老师们的评价和判断。当前，国内并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学习成就测验法，但研究表明，任课教师对学习成绩和技能水平的评价准确度相当高，一致性相关达到了0.85。因此，将教师评定结合学业考试成绩来评价儿童的学习成就，是一个有用的经验评估法。可以观察学生的作业本，通过比较各学科、各时期的作业本，了解孩子哪里没学好、什么时间没学好。还有一些孩子“学习困难”是因为家长不停地布置作业和补习，导致孩子天天处于压力中，产生“拖延症”，从而影响学习。   最后，我们再判断和归因孩子是不是某种特殊的学习技能发育障碍。比如有“特定的阅读障碍”的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常常出现对词语和句子的省略、替代、歪曲或添加单词和词组，朗读时可能错行或者重读同一行。有“特定的计算障碍或者拼写障碍”的孩子，可能表现为写字漏笔画等。这时，就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和必要的药物治疗。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孩子的成长发育是循序渐进的，相应学习技能的提高也要顺其自然。例如，孩子在4至7岁的前运算阶段，由于其抽象能力发育尚未成形，“5+2”之类的数学计算需要借助某些具体的物品，比如五个苹果加两个苹果。而到了7至8岁，孩子进行运算就可以不再依赖具体物品。再比如，在幼儿时期，学习感知需要用眼睛、身体的尝试，如果这个阶段让孩子规规矩矩地坐下来学习，到了小学阶段，反而会增加孩子上课时发生不断活动身体、不能静坐的风险。所以，一味地“填鸭”和拔高并不可取。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全面充分发展，是个体健康和家庭幸福的重要依托。因此，科学认识“学习困难”，有效识别影响儿童学习进步的因素并及时干预，意义重大，需要医学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家长等携起手来，帮助孩子减少阻碍、施展所长。

前不久，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对此感兴趣并表示相见恨晚——“效果好吗”“快来帮我看看”“要是我小时候也有就好了”……   开了两年多的门诊突然被关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朱大倩坦言“没想到”。她告诉记者，门诊“火”了之后，带来的最直接变化就是来加号的人多了。有些程度较轻、还称不上“困难”的孩子，也跟着家长来了。“如果关注的热度，能带动更多家庭科学认识学习困难，改善亲子关系，也是好事。”   什么是学习困难，哪些因素会造成学习困难？学习困难到底能不能治？到学习困难门诊就诊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探访。 学习困难，能“治”吗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早在1998年就开设了心理科。2020年9月，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主要是看到心理门诊里亲子冲突与学习有关的非常多，但到底是孩子不愿意学，还是确实没能力学，其中原因还应细分。   朱大倩介绍，学习困难门诊在全国很多医院都有开设。但由于家长对此认识不同，很多时候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走投无路”了才来医院就诊。这几年情况明显在变化。“从我自己接诊的经历看，以前是智力障碍、多动症患者多，约占七成，而近五年，情绪障碍的病例多了起来。”   “搞清楚原因，其实很多情况家长不必特别担心。”采访当天下午，朱大倩接诊了一个孩子。“这个初中生其实算不上学习困难。和他交谈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分析认为，这和较长时间的网课有关。于是我和孩子约定，到9月开学后一个月再见面。聊完之后，孩子放松了，家长也很开心。”   朱大倩认为，有必要对“学习困难”有科学全面的认知。“学习困难是一个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造成孩子学习状态不好、成绩不良的结果。国内外研究报道学习困难的发生率为20％左右，男生比女生的数量更多一些。”朱大倩介绍，“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家庭教育的原因外，学习困难可能由各种神经发育问题、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文化和环境不利因素等所造成。”   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学习困难”孩子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门诊最常见的情况，这些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中注意力，造成学习时易分心、发呆、畏难，影响了学习成绩。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孩子虽然智力正常，但在某项特定的学习能力方面存在发育落后，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学科成绩。这两类孩子，往往被误解成“小学渣”或者不爱学习的“小懒虫”，实际上，经过正规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行为治疗、专业的康复训练等，这些孩子的情况是可以大大改善的，甚至可以从“学渣”逆袭成“学霸”。   朱大倩特别提醒，在学习困难门诊就诊的孩子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一些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比如“学校适应障碍”“焦虑抑郁”等。尤其在中学阶段来就诊的孩子中，情绪问题的比例很高。   “很多孩子的学习兴趣丧失、和大人对抗行为，被家长、老师误解为‘青春期叛逆’。”朱大倩说，对这类孩子，我们会动员孩子的家庭、学校给予孩子心理上的支持，配合专业的药物和心理治疗，也能获得良好的改善效果。 到门诊就诊，是一种什么体验   每周四下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开诊，限号20人。这些天，门诊一直是满号状态。   “学习困难”门诊接诊患儿后，医生会详细地和家庭进行访谈，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孩子本人的情绪、发育状态等，充分收集信息，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访谈结果，开出一些标准化的评估和检查来鉴别孩子的困难所在，获得一些量化指标。   完成检查后，医生会帮助家长解读检查结果，分清孩子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好好学”，帮助家长去理解问题所在，和家长一起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治疗开始后，通过定期复诊随访，医生还会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孩子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朱大倩说，来就诊的家庭通常都能有所获益，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访谈和检查，家长能够分清孩子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好好学”，他们通常如释重负，对将来的教育方向有了明确的目标。   在门诊，有些被认为“学习困难”的孩子，实际上自身没有太大的困难，而是在家长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或不合适的学习环境影响下，没有达到理想的学习状态。比如，有的家庭给孩子安排的学习负担太重，没有运动和玩耍时间。有的家庭学习环境比较嘈杂，孩子很难安静地投入学习。朱大倩说，这种情况下，会耐心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式，帮助孩子发挥出学习潜能。 “学习困难”需要科学认识   “近两年来，‘学习困难’门诊已接诊和帮助1500多名学习困难的孩子，有很多成功的治疗案例。”朱大倩告诉记者。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同时有阅读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语文考试只能考十几分，数学成绩挣扎在及格边缘，一写作业就发脾气，厌学情绪很强烈。经过评估后确定了困难所在，我们帮助家长制订了一个逐步改善的计划。”朱大倩介绍，因为孩子有重度注意力缺陷，首先用药物治疗改善孩子的注意力。同时配合行为治疗，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法，做一些注意力的训练。我们也鼓励家长用讲解配合阅读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习重要的知识点，弥补孩子自己阅读的缺陷。同时和康复科的医生合作，对孩子的阅读障碍进行康复训练。在这样的计划下，家长首先认识到孩子带着这样的困难学习已经非常辛苦了，所以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就从以前的批评打骂，变成了理解和帮助。和学校老师沟通后，老师也能够理解孩子的困难。这样就为孩子创造了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他对学习就没有那么害怕和厌恶了。几个月后，孩子明显能更专注地学习，虽然阅读速度还是比较慢，但是能积极地尝试，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在数学上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进步到八九十分，语文成绩也接近及格了。   朱大倩对一个前来就诊的刚上初三的孩子印象深刻。家长反馈孩子沉迷游戏，上课睡觉、不听讲，作业晚上拖着不做。原本学习主动、成绩优异的孩子，就像换了个人。和孩子访谈后，她发现这个孩子最近一年一直被严重的抑郁情绪困扰，对学习、运动都丧失了兴趣，每天都感到情绪低落、没有精力，甚至出现了消极的念头。加上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太和睦，在学校里孩子和朋友也有些矛盾，这些因素都加重了抑郁的情绪。   “发现这些问题后，我们和家庭进行了沟通，让父母愿意放下对学习的担忧，首先帮助孩子调整情绪，当孩子情绪调整好了，他原本拥有的学习能力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出来。”朱大倩说。一年后，孩子顺利恢复了学业，成绩也稳定进步，考上了自己心仪的高中。   朱大倩介绍，也有一些孩子在评估后发现其存在广泛的神经发育问题，比如精神发育迟缓，在智力发育上可能无法发生很大改变。这些孩子往往在普通班级中很难跟上正常的学习进度，家长投入了大量精力也收效甚微。这时我们会指导家长调整教育方向，降低对学习成绩的过高追求，转而关注孩子其他能力的发展，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总的来说，学习困难是一件值得重视并且需要科学认识的事。”朱大倩说，学习固然重要，但家长不能只盯着学习。当孩子遇到学习困难，应当更多地帮助他们查找原因，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找到困难所在，才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和支持。

2015年，国务院公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足改方案明确提出，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发挥足球育人功能，推进校园足球普及。 7年多来，校园足球发展有哪些进展？在足球改革和体教融合方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未来的方向是什么？近日，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校足办）主任王登峰接受了本报专访。 四项举措 推动校园足球发展 王登峰说，7年多来，教育部主要通过4项创新举措推进校园足球改革发展，包括建设校园足球特色校、构建竞赛体系、打造“满天星”训练营和建设荣誉激励体系。 “校园足球特色校聚焦教会、勤练、常赛，面向人人开展足球教学、男女均衡开展足球运动，每周开设一节足球课，培养学生的足球兴趣。”王登峰说，目前全国已有3万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5500万名学生参加足球运动，有效扩大了足球人口规模，做大中国足球发展的塔基。 近日，全国校足办发布通知，将于8月21日起举办2022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竞赛。自2015年设立以来，校园足球夏令营已成为检验校园足球发展效果的重要平台。 王登峰介绍，在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方面，教育部搭建了以学校代表队为参赛主体的四级联赛和以遴选县、市、省、全国最佳阵容的夏令营并行的竞赛体系。“夏令营将个体能力强、潜力大但所在队伍整体竞技水平不一定很高的运动员选拔出来，形成了‘强队斗志昂扬，弱队也能积极参与’的局面。” 为了培养新时代的足球精英人才，教育部在充分调研欧洲青训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满天星”训练营暨新型足球学校建设的方案，打造不脱离学校、不脱离家庭、不影响学业的专业化足球人才培养平台。 “训练营专业化的训练竞赛是‘聚’，学生平时回归各自学校学习是‘散’。教育部向各地派出优秀教练员，让学生在课余和节假日就近参与高水平训练和竞赛，通过‘满天星’训练营和校园足球竞赛体系，选拔出最具潜力的高水平运动员。”王登峰表示。 在荣誉激励机制方面，王登峰说，校园足球荣誉体系包括县市省到全国的各级最佳阵容。通过冬令营竞赛，对夏令营遴选出的13个组别最佳阵容运动员再选拔，形成校园足球国家队，让孩子们从小树立为国争光的信念和理想。 体教融合 搭建人才培养体系 从今夏开始，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在全国各地打响，来自学校、俱乐部、体校和社会青训机构的足球小将同场竞技，精彩的比赛受到各界关注。 “这一全国性青少年足球竞赛平台之于学校体育改革、体教融合和中国足球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王登峰认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打破了参赛壁垒和身份界限，可以为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提供更多的比赛场次和实战锻炼机会，为中国足球遴选精英足球后备人才。 2020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王登峰表示，校园足球是体教融合推进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探路工程，也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奠基工程。两年来，体教双方围绕足球改革发展通力合作，除了推出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青超联赛）等体教融合赛事之外，双方还共同开展了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 “下一步，体教双方要进一步理顺协同机制，形成发展合力，实现全面育人和精英培养共同发展的局面。”王登峰说，足改方案为中国足球提出了推广普及、构建完整竞赛体系、完善青训体系以及强化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建设4个层次的改革发展任务，每个层次的任务都需要体教融合共同推进。校园足球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推广和竞赛体系建设，并为青训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依托体教融合形成的足球人才库，必须跟进搭建更加科学、高效的体教融合青训体系接续培养，为职业足球俱乐部、各级国字号球队提供人才支撑，为提高中国足球整体竞技水平、加强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建设打下扎实的人才基础。”王登峰说。 抓好普及 做大足球发展塔基 王登峰认为，随着校园足球联赛和夏令营竞赛活动的持续开展，如何带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踢球，是目前做好校园足球、办好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必须解决的问题。 “提高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振兴中国足球，普及是基础，只有坚持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才能做大做实塔基，为中国足球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备竞技人才。”王登峰表示，针对校园足球发展，教育部将持续做好5个方面的工作，包括抓好校园足球普及推广、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与选拔体系、大力发展女子足球、选拔足球精英人才出国留学、强化校园足球条件保障等。 王登峰介绍，在女足发展方面，教育部计划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布局10所高校，招收组建女子足球高水平运动队，给予一定招生名额，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条龙”女足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在球员“留洋”方面，教育部正在研制青少年校园足球精英人才出国留学培养计划，每年从校园足球联赛和夏令营中选拔男子、女子足球运动员各100名，到欧洲顶级职业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接受高水平专业化训练。 到2025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要达到5万所；校园足球教师、教练员数量翻番；遴选600名优秀校园足球运动员（男女同比例）赴国外留学和训练；选派500名优秀校园足球教练员赴国外研修；新建校园足球场地2万片……王登峰说，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提高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的持续努力。“最终，使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为中国足球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备竞技人才。”

“老师，我已经完成集中培训，正式上岗了！新同事大部分是内地985、211高校的毕业生！”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校园内，就业办主任沈佳丽从电话里就能感受到学生的喜悦。   报喜的学生叫闫龙飞，1999年出生，是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在校期间，担任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升本）一班的班长。今年春季一开学，他和班里49个同学都有些忐忑不安，因为疫情影响，外出求职困难，可咋办？   没想到，学校领导和老师主动外出“访企拓岗”，把一拨拨企业带到校园内举行招聘会。针对达成初步意向、需要现场考察实操的，学校包车，“点对点”送到企业面试。一番操作下来，到毕业前，班里除了考研和考公务员的，都收到了橄榄枝，其中不乏龙头企业、骨干企业。   闫龙飞和3个同学一起，选择了新疆制造业的龙头企业——特变电工。这也是新疆最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制造企业。“我们4个人考察后都很满意，企业平台大，也重视研发，年轻人有施展才能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在一起学习交流，提高得也快”。   能找到自己中意的工作，闫龙飞说，除了学校老师的牵线搭桥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校学到了真本领。2019年，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21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之一。当时，拿到电气自动化专业大专学历的闫龙飞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名参加专升本考试，攻读“职业学士”。   一踏入学校大门，闫龙飞立即感受到了不同。周五、周六，学生休息。周日，企业工程师进校授课，业界动态、工作流程、实操训练，老师讲得仔细、学生听得认真。校园里，各种实验室、实操车间一应俱全，最先进的机器人生产线，看得见、摸得着、敢上手。两年时间下来，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都提高了不少。   有了金刚钻，就敢揽瓷器活。班里50名学生，三分之一都参加过各类技能大赛，有一些还在全国拿了奖，为求职增加了不少砝码。还有一些学生经过本科阶段学习，拓宽了自己的就业思路，积极准备考研、考公务员。   来自阿克苏地区的艾尼卡尔·吐尔洪，和闫龙飞一样，也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毕业生。在老师的鼓励和家长的支持下，他报名参加新疆公务员考试，顺利通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即将到阿瓦提县网信办工作。   “这得益于我本科阶段的学习和老师的鼓励。”艾尼卡尔·吐尔洪指着自己红彤彤的本科毕业证说，报考时，多数岗位都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而“职业学士”让他获得了入场券。加上老师们鼓励回到家乡建功立业，他经过认真准备，得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   7月初，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举行了首届本科生毕业典礼，521名毕业生拿到学士学位，这也是新疆颁发的首批职业本科学位证书。   “我们采用了‘岗课赛证’融合育人的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实践能力强、专业技能精，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沈佳丽说，学校在首批6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去年增加到9个，今年增加到13个。“职业学士”越来越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疆外生源达到了50%。   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吃香，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楠兴奋不已：“这充分说明职业本科教育的良好发展前景和旺盛生命力，希望能够为新疆培养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专业技术人才。”

2016年6月，我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兽医学专业硕士毕业，来到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 当地为我提供了一套50平方米的人才公寓，拎包入住，让初来乍到、举目无亲的我觉得格外温馨，找到了家的感觉。自此，脚踏实地奋斗的历程开始了：我在屠宰场做过检疫员，在牛场当过“牛倌”，在脱贫攻坚中驻村当过“网格员”。 回想这些年，有苦也有甜。 这些年，网络上总会出现这样的问句——“你见过凌晨两点的北京吗”“你见过凌晨三点的上海吗”……是的，这些繁华都市的夜景我都没见过。但是，我见过这个小县城凌晨的生猪屠宰场。刚到县里工作时，为了让老百姓能够随时购买到“放心肉”，很多个凌晨，我都会克服困意、踏进“猪窝”，从生猪检验检疫，到装载上车，再到录入系统……一通忙碌之后，已是东方既白。 这样的日子持续两年后，我又按照单位安排去岗乌镇小盘江村养牛，做了一名“牛倌”。当时，为了改良关岭牛性状，当地引进了一批安格斯母牛，我的职责就是让它们平稳度过在关岭的隔离期。我和搭档每天巡查牛圈，观察母牛们的状态，稍有异常，便及时为它们进行治疗。那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媳妇常常“取笑”我，说我对待母牛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用心。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成为一名脱贫攻坚驻村网格员，“吃住在村，工作在组”，以待贫困群众如亲人的态度，深入群众家中把脉问症，把贫困群众找出来、把致贫原因找出来，制定精准的脱贫帮扶策略。 这几年，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有一些先后离开了。有的辞职回老家发展，有的考取公务员去别的地方工作，原因有很多，比如，没能在关岭找到另一半，觉得无法安定下来；或者感觉发展遇到了瓶颈，等等。而对我来说，虽然已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也体会着工作的价值感，但要说毫无压力，也是不实际的。比如经济方面，基层物价高、工资低，前年我贷款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虽然有公积金按揭付款，但首付和装修费用数目对我们来说还有不小的压力。另外，自从有了孩子后，孩子的教育问题、要不要把老人从老家接到身边来带孩子……也成为我们小两口翻来覆去讨论的话题。 虽然有种种难题，但是，在哪里工作生活又会一帆风顺呢？我相信，这些坎儿都会在我们的努力下一个个被踏平。在这里的几年，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熟悉的朋友，有了孩子、房子和车子，这一切，都是靠踏踏实实奋斗换来的。未来，我们还有很多计划。相信政策会越来越好，关岭的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陈鹏采访整理） ■对话 邹勇： 读了光明日报《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栏目后，认识了扎根雪域高原的黄海芬、邹济民夫妇，感到无比钦佩，也非常亲切。想问一个具体而又实际的问题：你们在高原上有了自己的小家，是否也面对住房的压力？扎根基层的年轻人，该如何对待“住有所居”的渴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委组织部四级主任科员 黄海芬： 的确，购房问题已经成了当代很多年轻人都要面对的一道难关。依靠自己的努力，无论是在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还是在我工作所在地——西藏林芝这样的小城市买房、供房，其实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对去基层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大部分情况下，基本的居住保障是在当地党委政府考虑之列的。比如，我和爱人2017年在广东读完大学后，直接到西藏林芝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关怀下，我们最初居住在单位提供的50平方米的周转房里，一个月只交200块钱房租，居住空间还是绰绰有余的。看你的情况也是一样，最初落脚，也有一套温馨的、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 渐渐地，随着工作稳定下来、心安定下来，我开始考虑购房问题。可能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我一直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这样才更有家的感觉，更有归属感。于是，2019年，我们下定决心，用公积金贷款在林芝买了一套房子。付完款的那一瞬间，我特别开心。 时间转眼就到了2022年，今年是我在林芝工作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服务期满，决定去留之际。我选择留下，也想过很多应该留下的理由。但，奇怪的是，当初心心念念的这套房子，却并不是选择去留时我心灵天平上一颗很有分量的砝码。我这才明白，原来房子给予我的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保障，而不是心灵深处的安全感。我一直追求的归属感，其实已经深深植根在我的心中，它来源于我选择投身高原时的不变初衷，来源于我对这片土地越来越深的感情，来源于当地群众对我发自内心的需要和期待。 作为扎根边疆艰苦地区的年轻干部，我想，要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很多的，大多数也是相似的。但，只要理想信念足够坚定、内心足够富足，就足以支撑起自己的梦想。让我们披荆斩棘、奋力奔跑；让我们相信：山海可蹈，未来可期。

中铁一局承建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历时3年建设，将于9月1日开学，这是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成立的首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合作举办大学。 　　位于广州南沙区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是一个满足住宿、教学科研、体育竞技、艺术表演等全功能的校园空间。

这个暑假，云南大理古生村一下子热闹起来。村里一家小吃店老板笑称：“今年暑假，我们村的教育水平一下子提高到‘人均本科学历’！” 古生村坐落于大理湾桥镇中庄村，西靠大丽路，东临洱海，全村一共有400多户人家。7月1日，2022年全国科技小院研究生教育实践培训启动大会在该村启动，来自全国16所高校和培养单位的300余名在读研究生在这里开展为期50天的教育实践培训活动。 住农家院、吃农家饭、做农家事......期间，同学们向村民科普科技知识、指导村民科学种养殖、辅导小朋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村民们也热情地教他们唱民族歌、跳民族舞、体验民族文化。此外，同学们在高校教师的带领下，分成洱海流域面源污染调研、农业绿色发展宏观设计、创建高值种养殖产业等六支队伍，在古生村及其周边区域开展实践调研活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福锁表示，在大理州建立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和科技小院，就是要破解农业面源污染和绿色转型发展的一系列瓶颈难题，创建学习实践平台，希望广大研究生秉承科技小院“三位一体”理念，坚持“四零”服务宗旨，不断创新和服务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新路子。 “科技小院激活了古生村的一潭春水。在古生村云集国内10多所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300多名师生，驻村长达近50天的盛景，将为大理州注入新时代的青春活力，也为历史悠久的大理带来了新风尚。”云南省大理州委书记杨国宗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为破解洱海保护与农业高值协同发展的难题，今年2月，由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大理州人民政府牵头成立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在古生村建立科技小院，组建绿色高值种植和面源污染防控协同作战的多学科攻关团队，旨在阐明面源污染贡献，创建作物增值、污染防控和农民增收的“大理模式”，进一步发挥科技小院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势。 康锁倩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一名在读博士生，常驻大理做有机水稻种植研究。经过课题组多年的研究，他们发现，洱海流域现在的有机水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有机肥料投入多，养分的释放规律和作物的吸收规律不匹配，造成氮磷流失引起了农业面源污染。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工作，是通过优化种植模式减少氮磷的排放，从而减少面源污染，同时又能增加水稻的附加值，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康锁倩说，“我是学农的，就应当知农爱农。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洱海保护和治理做些贡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家乡正是云南大理的学生刘俊，目前就读于大理大学本科二年级。得知有这个活动，暑假伊始，他便主动报名来参加古生村的面源精控科技小院项目，协助完成大量的监测、采样以及数据处理工作。他常说，大理是自己的家乡，能够有机会为保护洱海出一份绵薄之力，让他感到非常光荣。 来自云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雷柯颐今年也来到了面源精控科技小院。在导师的带领下，她与同学们一起负责古生片区“五纵六横”监测体系中共计21个主要监测位点的日常监测和降雨监测。雷柯颐说，自己非常珍惜这次参与洱海保护工作的机会，将竭尽全力去发现、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为洱海农业转型和洱海保护贡献力量。

从中国戏曲学院了解到，南剧《本色》将于8月17日至18日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精心编创3年，先后修改25稿，经过各级审定而成，于2021年5月28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首演。 “《本色》注重细节刻画，表演质朴深情，唱腔优美动听，民族风情浓郁，具有‘地近者易核、时近者迹真’的浓郁地域特色。”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张尧介绍，《本色》从剧本创作、舞台设计、服装造型再到演出内容、主题定位、表演方式等经历了无数次的论证和打磨。中国戏曲学院派出最强力量参加该剧主创，利用导演、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等国家顶级阵容和戏曲教育资源力量帮助来凤县南剧传习研究所进行创作。 此外，张尧还表示，中国戏曲学院将于2024年招收南剧本科生，为鄂西、土家文化的戏曲剧种——南剧培养新时代优秀戏曲人才。“校团合作”是培养戏曲艺术人才的延续，学院将把来凤县南剧传习研究所建成重要的教学实践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先进事迹，加强院团的创作力量，真正做到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南剧艺术人才。 南剧《本色》全剧共分6幕，分别为：保障供给、抗旱救灾、精简贤妻、绝壁凿路、体国克己、永恒记忆，还原了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亲身经历的烽火硝烟与转业后到来凤县工作、生活的片段，再现了老英雄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的精彩人生，集中展示了他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公仆本色。

7月25日至8月5日，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科技部、应急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保监会等“双减”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组建11个联合工作组，分赴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2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研指导校外培训“监管护苗”暑期专项行动工作。 调研期间，工作组深入122个县（区、市）开展实地考察，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查看信息公示栏、培训环境、与机构负责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培训机构资质证照、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时间、收费管理、预收费监管、从业人员、广告管控、消防安全、退费问题处理等情况，现场指导规范培训行为。同时，组织记者对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培训机构违规收费等问题进行暗访，深挖问题线索。记者了解到，工作组明查暗访501家校外培训机构发现的违规培训问题线索，全部转交各地逐一核查处理。 调研发现，总体上，以往“培训火热”问题在今年暑假前半段没有发生，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现象得到较好控制、非学科类培训服务价格平稳、培训退费纠纷得到有力化解，校外培训治理态势积极向好。 但同时也发现，一些违法违规培训问题仍然存在。个别机构和个人以“一对一”“高端家政”“众筹私教”“研学旅行”等名义违规开展培训；一些机构收费存在超时段收费、不使用合同示范文本、预收费资金没有全额监管等问题；个别已压减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假注销、真运营”。另外，由于一些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转入“地下”，使查处违规行为难度增大，治理任务依然艰巨，需要久久为功。 针对调研了解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分别向各调研省份进行了意见反馈，要求各地一是不断健全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预防、发现、认定和查处的工作机制，对发现的违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逐一销号，持续营造打击违规培训的高压态势；二是继续盯紧非学科类培训价格，严防恶意涨价和天价培训，侵害学生家长利益的行为；三是严格落实预收费监管要求，有效避免培训机构由于无钱可退等原因产生的“退费难”问题发生，全力以赴打赢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巩固战”，确保广大中小学生拥有一个平安、愉快、有意义的假期，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与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共同深化理论学习。该行第一时间为十余家高校紧急上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系统，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学”政策提供助力；坚持协同发展，积极创新“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机制，与北京大学、同济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共建研究院、实验室，促进金融创新实践与“双一流”高校理论研究有机结合，推动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人才成果产出。 　　据悉，该行推出“浓情尊师、浓情校园”专属产品体系，为高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校友等打造对公对私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产学研一体化、集团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一体化“五个一体化”服务体系和大学生联名卡、金穗借记卡、名校信用卡、学生资助卡、校园卡（联名卡）“五张卡”的“十大专属”服务产品。 　　今年，农业银行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西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合作显著深化。截至目前，该行已与超百所“双一流”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在传统金融服务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场景应用，上线智慧校园数字人民币支付功能，并在数十家高校推广，有效满足师生便捷支付需求。同时推出“智慧校园”平台，提供“教、管、学、建、创”五大模块专享服务。

越来越多在校大学生在实习、考研、求职的过程中有租房诉求。然而，媒体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大学生或亲友曾遇租房难题。 主持人语 对于实习、考研或求职的大学生来说，租房可以说是进入社会的第一站。但租房市场中的诸多乱象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本期由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撰写的三篇评论，敏锐发现并聚焦这一问题，细剖其理、直陈其害，并提出防范之策，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 化解租房难，实现城市与人才的共赢发展 陈一占（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1级本科生） 每逢毕业季，大学生在租房过程中，自身权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黑中介二房东、网图靓实地糟、抬房价扣押金等种种租房乱象频发，租房难给初入职场的不少大学毕业生蒙上一层阴影。 据权威媒体调查，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或亲友在租房中遇到过一定的困难，可见租房难问题具有广泛的现实语境。解决好租房难问题，是帮助大学生顺利就业的暖心举措，也是促进城市与人才共赢发展的时代命题。 回溯租房链条源头，租赁市场的不规范可能是症结所在。一方面，房源信息难辨真伪；另一方面，黑中介、二房东利用信息差两头博弈，又或者在法律灰色地带，恶意抬价、克扣押金。 为此，相关部门应规范监督租房市场，释放针对大学毕业生的租房红利。同时，既要加大对租房信息平台的监管力度，严惩欺诈分子，遏制房价“炒”高；又要加强廉租房建设、加大优惠补贴力度，为人才引进、大学生安家落户开启“绿色通道”。如此，城市才有望留住、留好高校毕业生，促使人才生活保障与城市建设相得益彰。 另外，化解租房难问题，还需大学毕业生练好“内功”，弥补租房知识盲区。为何大学生在租房中屡屡踩坑？调查显示，82.68%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缺乏经验，易错信他人；73.01%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缺乏租房相关常识。初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缺乏租赁经验，在租房信息网中难有辨真识伪的能力。 面对层出不穷的租房花招，大学毕业生要练好“眼力”：甄别房源信息，坚持实地考察，识别房屋隐患；拒绝空口无凭，警惕合约漏洞，避免误入潜藏骗局。此外，也亟待社会各界发挥教育宣传效力，补齐大学毕业生租房经验欠缺的短板。

越来越多在校大学生在实习、考研、求职的过程中有租房诉求。然而，媒体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大学生或亲友曾遇租房难题。 主持人语 对于实习、考研或求职的大学生来说，租房可以说是进入社会的第一站。但租房市场中的诸多乱象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本期由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撰写的三篇评论，敏锐发现并聚焦这一问题，细剖其理、直陈其害，并提出防范之策，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 提高安全意识，拒绝“盲盒式租房” 夏伟豪（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21级本科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租房需求迅速攀升。然而，由于社会经验不足、租房知识有限，很多大学毕业生在租房过程中屡屡踩坑。不少人表示，租房就像“开盲盒”，未知因素太多，安全风险极大。面对这一情况，大学生应当从自身出发，有意识地积累租房相关知识，在渠道选择、房源确认、合同签订等方面提高警惕意识，拒绝“盲盒式租房”。 大学毕业生租房首先要选择靠谱的房源信息渠道。有调查显示，大学生租房线上化趋势明显，有38.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通过网站和手机APP获取房源信息。线上租房虽快速便捷，但容易充斥各类虚假信息，隐含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大学生在线上选择房源的过程中要提高警惕，注意选择合法的租房租售平台，如政务信息公开网，或一些证件齐全、规模较大、经营规范的房屋交易平台。同时，不要轻信所谓的“学长学姐转租”而陷入非法转租、合租的陷阱。 在海量的房源信息中筛选出满意的房子后，下一步就是线下确认房源，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尽量选择在白天看房，在公共场合商谈，且最好有同伴陪同；其次，要注意自身的财产安全，对各类涉及钱款的问题一定要谨慎，避免不法中介在看房过程中以各种理由变相索取额外费用；最后，要注意房子的居住安全，在看房过程中确认屋内设施是否完好可用、水电燃气是否安全、周边设施是否完善、交通条件是否便利等一系列租住相关问题。 租房程序中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是签订合同，这是大学生最欠缺经验也最容易出错的环节。签订租房合同的过程要注意阅读条款，如发现房屋质量问题和其他欠缴费用，应当及时与房东联系解决。签订租房合同时，一定要综合考虑个人实际收入情况和租房支出，对合同之外的任何调价行为都要“三思而后行”。押金、租金缴纳完毕之后，一定要注意保存收据和相关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为了更顺利地迈入社会，大学生应多学习租房知识，并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是从校园生活向社会生活转变的必经之路，也是独立生活的必备技能之一。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施行，普职“分流”再度引起热议。《职业教育法》（2022）第十四条规定“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而《职业教育法》（1996）第十二条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从普职“分流”到普职“协调发展”，不仅是国家对原有政策的适当调整，也具有自身的价值诉求和实践要求。 普职“协调发展”的基本诉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普职“分流”政策主要是解决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 普职“分流”政策扭转了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体系建设不完善、制度标准不健全、人才培养质量不太高等问题，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现实的角度看，普职“协调发展”是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的有力回应。普职“协调发展”不是否定普职“分流”，而是在其基础上的继承发展。普职“协调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诉求。 第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行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急迫。然而，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愿望还不强烈。究其根源，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扭转。普职“分流”旨在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而普职“协调发展”注重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从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第二，适应全民终身学习的需要。新时代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不断高涨，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知识迭代加速，职业、家庭、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希望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普职“分流”只关注学校教育，而普职“协调发展”强调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必将促进终身学习在我国的发展。 第三，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许多发达国家都将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但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产教融合还不够深入。我国强调普职“协调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制约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普职“协调发展”的实践要求 普职“协调发展”既要破难题、补短板，又要巩固原有优势，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优化中职办学定位。中职从就业教育向职业基础教育进行转型。从家长的角度看，大多数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从企业的角度看，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学校提供更多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从高职的角度看，部分学校面临“吃不饱”的问题。中职转型之后，主要任务是为高职输送合格生源，要求其对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进行全面修订。 第二，提升中职办学质量。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开好德育、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为学生的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围绕当地产业转型升级设置专业，增强专业吸引力。坚持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不断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建立“双师型”教师标准，推进教师职务（职称）制度改革，鼓励企业专家到学校兼职，打造具有职教特色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推进数字校园建设，实现信息技术和职业教育融合。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促进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中职教育的快速发展。 第三，畅通学生发展通道。探索职业能力测评标准和方式，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开发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及其配套教材，推动中高职衔接改革。通过协议、托管、组建联盟和集团等方式，健全中高职的校际合作机制。总结职教本科改革经验，打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天花板”，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第四，健全发展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制定本地区的生均拨款标准，积极改善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中央政府应适时开展督导，对不能正确履责的地方政府进行问责。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落实国家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持续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营造“技能宝贵”的社会氛围。

上海一市民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时，在候诊区拍下了“学习困难”门诊的叫号情况并发到了微博上，这张图片一下子火了起来。在网络上，不少家长纷纷表示要带自己的孩子去看看；也有人调侃说，如果这样的门诊早点出现，一定让妈妈给自己办个VIP。 部分孩子出现学习困难有必要去看门诊，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习困难都是病症、所有的学习困难都会因为去看了门诊就“药到病除”。家长要多反思自己在家庭教育方面有哪些不足。只有明白孩子究竟是“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好好学”，才能对症下药。 有些孩子出现学习困难并非传统认知中的调皮、贪玩，而可能和神经系统发育有关，包括阅读、书写、数学障碍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神经发育迟缓、孤独症谱系障碍（自闭症）等。例如，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时容易分心、发呆、畏难。对于因病理原因导致的学习困难，家长应尽早带孩子就医，通过专业的治疗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但是更多孩子出现学习困难并非因为存在生理方面的病症，反而可能是因为家长的不当引导或没能为孩子好好学习营造良好的环境。对于家庭教育中导致学习问题出现的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家长的及时转变比带孩子去看“学习困难”门诊更为迫切也更有疗效。 一些家长把孩子的教育责任全推给学校，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一旦孩子学习不好则简单粗暴处理，把责任全甩在孩子身上。还有些家长过度介入孩子的学习成长，期望过高导致孩子压力巨大。殊不知，孩子缺少足够的玩耍、锻炼时间以及因压力过大可能出现的逆反心理，也会让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学习困难”门诊的出现是科学与观念不断进步的体现，它表明此前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真学习困难症”能从医学层面提供治疗方案了，它的出现可以让部分学习困难症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和帮助。但除此之外，家长可能才是解决孩子学习困难问题的最优解。 一方面，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先做个爱学习的人。一个整天只知道刷手机的家长，要想让孩子潜心学习、爱上阅读，想想也不太可能。另一方面，家长要不断提升教育能力，千万不要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带带孩子而已。这里面其实大有学问，是该放任不管“散养”抑或应该事必躬亲、事无巨细管起来，这些都没有固定答案，需要家长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检验来找到正确的育儿之路。 “学习困难”门诊虽然火爆，看起来也提供了更加便捷省事的解决办法，但家长不可一味盲从。“学习困难”门诊是专业的疾病诊断治疗机构，治不了因家庭教育不当而导致的学习困难。如果将其作为孩子学习问题的兜底性解决方案，那孩子的学习困难大概率将会持续甚至恶化。

辽宁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推进会近日在辽宁省阜新市召开。通过总结凝练典型做法，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探索学生社区建设范式，形成辽宁“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的工作品牌，推动全省高校加强交流、互相融通，凝聚合力、共谋发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面向未来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律。 辽宁要求，全省各高校要将学生社区建设与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常态化加强指导督促，着力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心理健康教育、学生社团引导、就业创业指导、生活学习服务等，通过“一站式”学生社区打造思想引领的阵地、平台和家园。 据介绍，辽宁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于2021年11月研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校学生宿舍管理的意见》，引导高校坚持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宗旨，探索学生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服务机制改革。2022年3月又印发《关于在全省高校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及试点示范高校遴选工作的通知》，在全省高校全面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的基础上，遴选10所左右“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示范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培训，促进培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支持乡村教师便捷提升学历，江西省教育厅印发了《江西省乡村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试点实施方案》，启动实施“乡村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方案提出，从2022年开始至2025年，省级层面开展乡村教师培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试点，每年安排专项经费，选拔2000名左右专科学历的优秀乡村教师参加培训，提升学历至本科层次。通过省级试点的示范和引领，带动全省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乡村教师学历提升工作，全面提升全省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学历水平。 据悉，培训对象为江西省25个脱贫县的优秀乡村教师，倾斜支持专科学历的定向师范毕业生、特岗教师等群体。此培训项目经过公开招标，由中标单位江西开放大学依托省、市、县三级办学体系组织实施，学员主要在当地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完成学业，学员毕业后颁发国家开放大学学历证书。学习专业有：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参训学员学费全免，所需费用采取“省级补贴一点、中标单位优惠一点、学校报销一点”的方式对乡村教师予以支持。

为适应汽车产业数字化、新能源化转型对汽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提出的新要求，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从“跨界”理念出发，以产业学院为载体，着重打破主体、内容、师资及课堂的边界，创新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扎实推进高职汽车专业“多维跨界、岗课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效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 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每天上午11时左右，如果没有其他特别的安排，“95后”邓大倩会收拾整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皮鞋，从深圳市中心的家中出门巡店。他已从广州南洋理工职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毕业近5年，现在是广州市亚乔辛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区区域经理，年薪超40万元。他直言，进入大学之初未曾想到自己能有今天的发展。 “加入订单班是对我帮助最大、最有意义的选择。”谈到那个决定性的瞬间，邓大倩眼里闪着光。他记得，亚乔美容订单班的首届29名学生，都被当成公司潜在管理人员来培养。校企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跨界组成教师团队。学校专业教师主要负责专业理论、专业课程实践及专周实践的教学，企业根据岗位对专业能力的需求进行教学，每周派出一线骨干和技术能手到校或组织学生到企业现场授课，教实操技能，更教企业文化。 在以往，汽车专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需要经过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企业培训才能有效上岗，为了提高学生职场适应力，能否将在企业进行的各类岗位培训项目前置到学校？建议一经提出，学校和企业便一拍即合，订单班由此产生。兴趣浓厚、能力突出的学生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拥有“学生+准员工”的双重身份，在学好原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抓住课余时间和周末消化、吸收，封闭训练、强化考核，在第五学期进入企业“实战”，“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就业没有一丁点儿恐惧，而是特别明确、多了安全感”。 在其后的订单班中，随着示范区教学流程、校企工学交替、校企培养模式等不断优化，教学日趋稳定，效果不断显现。订单班学员进入企业，一年内必定成为店长，月薪也比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该企业的员工高约800元。目前在该公司工作的毕业生有30多人，其中3人为区域经理、15人为店长，2018级学生中，已有两人成为中山店和清远店的店长。 打破边界利益共享合作育人 订单班的故事只是广州南洋理工职院近年来坚定推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缩影。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要求汽车类人才的技术能力必须与时俱进。学校于2014年起遵循“跨界”理念，依托机械行业新能源汽车职业教育集团，构建“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设计定制式能力递进的“岗课融通”课程体系，打造校企混编的“双师双能”教学团队，创新“分段递进、岗位育人”实践教学方法。 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中，校企双主体教学运行不畅、目标不同、投入不足等矛盾凸显，打破校企界限势在必行。学校联合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与“一汽”等头部企业及特色中小微企业，“入股式”共创现代汽车产业学院，成立理事会，制定理事会章程，出台系列制度，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价值合同、捐赠协议等形成“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利益实体，整合资源与平台，搭建育人新载体。 教师队伍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培养的质量，但不少职业院校专任教师技术技能更新滞后导致实践教学能力偏弱。为了破局，校企对师资实行“共培互聘、双岗双薪”，设立“产业教授”特聘岗位，企业工程师在校内任教并补充技术资源，校内教师在企业学习新技术、新技能并提供智力支撑，形成校企混编“双师双能型”教学团队，在各司其职、相互借鉴中凝聚铸魂育人的强大合力。 在这样的平台上，如何让学生的学习可预期、能量化、见实效，且全面匹配岗位？学校结合华南区域不同类型汽车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按照“汽车服务”“装配与调试”“企业管理”三大核心岗位群，划分“学徒—小工—中工—组长—主管—经理”六级岗位，秉持“岗位对接、能力递进、个性定制”原则，统筹证书、竞赛等因素，设计“岗课融通”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针对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学生考核评价方面，企业考核、学校考核分别占比70%、30%。 具体而言，学生的大学三年被切分为不同的阶段，在产业学院的基础教学区、模拟岗位教学区、企业轮岗教学区、创新能力提升区等依次完成学习。这样一来，他们递进式掌握通用知识、专业基础，提升新技术应用能力、新技术技能拓展及岗位特殊技术应用能力，在岗位浸润式的课堂环境中，最终成长为符合产业发展需求、掌握新技术岗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就业质量师资水平大幅提升 得益于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广州南洋理工职院高质量培养了一大批汽车类专业人才，学生对接实际岗位工作能力全面提升。学生获得技能竞赛国赛一等奖3项，学生自主设计的四轮转动汽车获省行业机械设计与创新制作大赛一等奖；学生获“互联网+”竞赛国赛铜奖两项、“挑战杯”省特等奖一项，获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立项14项，师生共同产出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00余项。 自改革以来，汽车类专业协同合作院校率先建成国家骨干专业一个、全国职业院校装备制造类示范专业点一个、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两个、国家级精品课程两门，获“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8本、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一项。对接产业需求，转化出大量与生产一线接轨的实训项目和教学案例，入选国家级优秀案例两个，出版校企合作教材8门、企业技术规范类试用教材两门。学校累计培育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一支、全国优秀教师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两人、省级创新团队3支，建成省级博士工作站一个。专业教师中从行业企业引进的专职专任教师占50%。 社会服务能力是衡量专业建设的重要维度。立足汽车类专业特色和资源优势，校企共同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广东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检测与维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智能制造技术与职业教育协同创新中心等高水平创新平台，产学研取得全面突破。其中获纵向科研50项，包括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一项、省重点领域专项课题两项、省自然科学重点课题一项，完成企业技术研发项目10项，成果转化年经济效益超过一亿元。 “十四五”期间，学校要继续坚持“产教跨界发展，校企精准育人”发展思路，建设国家级实体化运行的示范性职教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试点，形成“校企双主体，师生双角色，教学双场所，学业双考核”的“南洋理工”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在传统教育中，学生接受较多的往往是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和体验教育相对还不够。很多学生的成长出现问题，不是学生不懂道理，而是患了听觉疲劳症，听过的理论与实践脱钩。生活即教育，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让教育回归生活，帮助学生在亲身经历中有所感悟、获得成长，可能比单纯的说教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让学生获得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多维化的体验。 学校是体验式教育的主阵地，应多组织开展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力强的实践教育活动。就拿国旗下的讲话来说，往往都是校长、老师讲，学生听。如果换一种方式，让学生做主持、当主角，老师退居幕后把关，可能教育效果会更好一些。类似角色的转换，在很多活动中都很适用。主题班会，班主任抛出话题，让学生辩论；观看爱国主义影片，让学生发表感言；组织“珍惜粮食”的节约教育，让学生亲自策划、实施；把学校的花草树木划片交给学生，让他们亲自去管理…… 家庭是学生成长的摇篮，在家庭中开展体验式教育效果更直接。很多父母头疼与孩子沟通不畅。与其说教，不如在体验中让孩子顿悟。想让孩子懂得感恩，可以设计“小鬼当家”的活动，让孩子化身家庭小管家，与父母互换身份，全权打理家里的事情。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在琐碎的家务体验中，很多孩子能真切领悟父母每日操劳的艰辛与不易，体会爱与被爱，理解父母、增进感情。 开展好体验式教育，还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社会资源，让学生走出学校，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学习、去经历。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走出家门、校门，化身环卫工人，走上街道打扫卫生，体验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也更能自觉地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可以组织学生去劳动教育基地，拓展课堂教学，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实践水平。 “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坚持不断完善植根生活、以生为本的体验式教育，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方能让教育与学生心灵无缝对接，让教育更富有魅力和效力。

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回信五周年之际，教育部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会议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主办地重庆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钟登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钟登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指引了高教战线坚持立德树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向。五年来，全国高教战线认真贯彻落实重要回信精神，推动“红旅”成为一堂融党史教育课、国情思政课、创新创业课、乡村振兴课、红色筑梦课为一体的“中国金课”。 钟登华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的精神内涵，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全面总结“红旅”五年来的突出成绩和有效经验，全力打造“红旅”品牌。 钟登华要求，奋力推进“红旅”活动再深化、再出发，坚守“红旅”初心，拓展内容形式，主动服务乡村振兴，加大系统支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确保“红旅”行稳致远，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熊雪在会上致辞，重庆市教委、陕西省教育厅、有关高校、部分“红旅”项目指导教师和学生代表作了交流发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部分省（市）相关部门、部分高校、相关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暑假，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好时节。然而，一些孩子沉迷于网游、短视频、卡牌等，再度引发关注。为给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的暑期环境，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近日启动“清朗·2022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各地执法司法部门也针对暑期特点多措并举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不管是沉迷网游还是短视频，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变化的不过是载体和内容。事实上，虽然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始终存在，但是不管从认识层面、法律层面、技术层面、教育层面都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进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新增“网络保护”专章，对网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等主体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在此背景下，让未成年人免于网络沉迷的青少年模式成为法律的强制要求，各大网络平台纷纷强化技术防沉迷的手段，推出了青少年模式，要求实名认证，限制网络游戏、短视频使用时长，限制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行为等。 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变化是可见的。尤其是青少年模式的启动，既构筑防沉迷的技术防线、夯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又为家长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行为监管提供了一个抓手。但从现实来看，青少年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些未成年人也在尝试各种方式突破防线。在电商平台上，未成年人不仅可以买到身份信息，绕过限制去玩网游和刷短视频，还可以通过网店解绑青少年模式、破解防沉迷技术。另一方面，从整个网络环境而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仍存在缺口。虽然头部网游平台、短视频平台，受到社会各界更严格的审视，在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责任时更加严格，但一些小平台却没有严格落实相关要求。一些网站平台的功能设计不够合理，保护机制不够健全，是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重要诱因；有的短视频平台通过奖励反馈、礼品领取、签到打卡等功能设置，让未成年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大型知名游戏有了严格的游戏时长设置，但是一些小游戏却既没有实名认证，也没有青少年模式。这种保护洼地的存在，导致防沉迷的部分失守。 夯实未成年人保护的技术防线，固然要求平台在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方面不断升级，以阻止各种破解行为，监管部门也有必要强化巡查和监管，填补网络防沉迷的洼地。对于电商平台上出售身份信息，教授未成年人解绑青少年模式、破解防沉迷技术等行为也要纳入监管。这种行为如果不得到有效遏制，那么其他各方的努力很可能被消解。 进一步优化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生态也势在必行。有未成年人反映，自己已经15岁了，选择青少年模式之后，看到的内容都是非常低幼化的动画片，包括学习频道，都是小朋友看的内容。可见，青少年模式不够精准，不能满足未成年人对优质内容的需求，也是他们寻求破解的原因之一。这也提醒相关网络平台，在青少年模式下进一步细分细化，通过年龄分层等提高内容针对性，丰富和优化青少年保护模式的内容池。平衡好青少年模式的保护功能和教育功能，满足其获得优质内容的需求，维护未成年人休闲娱乐的权利。如此，才能让未成年人更加愿意使用青少年模式，并得以放松身心、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从而最大程度释放网络红利。 任何形式的沉迷都不是好事，在思考如何强化防网络沉迷的同时，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必须正视。漫长的暑假，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家庭或者社会有没有为未成年人提供丰富而有质量的假期生活。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的留守儿童们，他们是防沉迷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较长的空闲时间，父母因种种原因不去陪伴和引导，不用适合其身心健康的暑期课程和活动去占据，那么他们就必然会通过网络在虚拟世界中寻求寄托。

在这里，市教育局组织编写了两套书，一套是“法治教育进课堂”系列丛书《宪法教育读本》，一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丛书《精神家园》。 在这里，小学生走进法院，接受内容丰富、趣味十足的法治教育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常规项目。 在这里，思政教师研究教学重难点问题蔚然成风，优化课堂教学方式成为教师的自觉追求。2019年以来，共有16人次获得省一等奖、省思政精品课，获奖比例居全省前列。 …… 走入安徽省马鞍山市的校园，会发现“钢铁之城”的柔情一面——学生们像一株株鲜活的小苗，在思政课上“育”见阳光，茁壮成长。 2018年，马鞍山市组织专家编写了《精神家园》，与教材一道免费发放给全市中小学生。此后，阅读《当代中国行进在通往富强的大道上》等篇目成为学生日常。马鞍山市教科院政治教研员吴望民说，该套丛书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经过两年的精心策划，组织全市思想政治课骨干教师精心编写而成，具有遵循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适当体现地方特色、培育和践行相结合等特点。如高中版突出理性，初中版兼顾感性和理性，图文并茂，小学版则主要以图说话；有机融入马鞍山市、安徽省的典型案例，在开发利用地方特色教育资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注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进行阐释，强化学生正确的道德认知和情感认同。 此外，马鞍山市还编写了“法治教育进课堂”系列丛书《宪法教育读本》。两套丛书的开发丰富了当地思政课程资源，既与现行的统编思政课教材在科学性上相一致，又进行适当延伸，增长学生知识，拓宽学生视野。 优质的课程资源是“本”，上好思政课则需要各方的努力。在评课、教研的过程中，评价标准的明确能让更多教师了解一堂课好在哪里。在2021年全市初中“探索深度学习 培育学科思维”主题教学研究周活动中，成功学校教师杨建华讲授了八年级上册“服务社会”一课。 评课环节，参加观摩的教师马薇看着手里的两张表说：“本节课的课堂气氛略显沉闷，学生在‘说得出’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基本上是从课本中找答案，照着书读。这说明教师在‘精设问题’上仍需要努力。” 马薇将对学生的评价迁移到教师教学的评价，是该市研发的中学思政课堂“传导式评价”的一个特点。 该评价由《中学思政课堂学生学习情况评价表》和《中学思政课堂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两部分构成。前者包括“听得进、记得住、说得出、用得活、写得好、指向学科核心素养”6个维度，后者包括“精读教材、精选材料、精设问题、精搭结构、精练语言、指向学科核心素养”6个维度。它的功能在于具备评“学”和评“教”的双重指向，且学生学习情况评价对教师教学评价具有传导作用。 “在此之前，我比较迷茫，一节课好在哪里？好课的标准是什么？”杨建华说，中学思政课堂“传导式评价”解决了长期以来思政课堂评价缺乏针对性、评价趋于表面化且指导性和促进性不够的问题，使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提升教学水平。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如今，“钢铁之城”焕发出勃勃生机，绽放出绚丽的“思政之花”。

新版职业分类大典出炉，155个新职业进入“职业版图”。新职业从业者有了“身份证”后，依然在技能晋级、培训考证的路上面临新烦恼。专家建议，在新职业的人才培养、水平评价过程中，注重发挥龙头企业、行业协会作用,畅通从业者职业发展道路。 　　人工智能训练师、信息安全渗透测试员、陪诊师、互联网营销师、网约配送员、在线学习服务师…… 　　7月，人社部向社会公示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与2015年版大典相比，新版大典增加了法律事务及辅助人员等4个种类，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等15个小类，碳汇计量评估师等155个职业。 　　新职业从业者有了“身份证”后，职业生态有何改变？又有哪些新烦恼需要解决？《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终于有“名字”了 　　“干了7年研学旅行，终于有‘名字’了。”最近，研学旅行指导师王博感到工作更有奔头了。在近期人社部向社会公示的18个新职业中，研学旅行指导师位列其中。 　　“很多人觉得我们和导游一样，实际上我们既要当导游，又要当老师。”王博告诉记者，研学指导师的服务对象多为青少年和学生群体，更注重旅行中的知识性和体验感。 　　“有了‘身份证’后，和客户沟通更通畅了。”王博告诉记者，此前，由于职业没被正名，一些家长不认可他们的专业价值，并不情愿为服务买单。 　　王博所在的公司共有24名研学指导师，以前，一些求职者也因为担心职业前景不明朗不愿入行，现在，公司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招聘新人了。“公司招人明显更容易了。”王博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仍有不少新职业从业者表示，期望自己所从事的新职业也有机会“转正”。 　　1993年出生的游戏捏脸师小眠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专门为游戏玩家定制虚拟形象。她直言，捏脸行业的版权问题令她头疼，希望游戏捏脸师能被正名，从而形成行业规范，避免野蛮生长。 　　不过，并非新出现的职业都能成为有“名字”、有“身份”的新职业。 　　“一个新职业的出台需要通过独立性、稳定性、群体性等维度的综合考量。”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刘俊振解释说，职业的独立性会被首先考量，这代表着职业是否足够新；稳定性代表其是否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群体性则反映出从业人员的规模大小，以及能否拉动就业。 　　在刘俊振看来，未来新职业的确立，会优先从符合国家转型发展战略、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相关职业中进行筛选。 　　 无“级”可考 　　“给新职业发‘身份证’只是第一步，如何规范其职业体系、加强职业保障等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建立配套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关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王霆说。 　　赵鑫从事地铁检修工作已有3年时间，今年6月，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获得新职业“身份证”，这位90后技工在欣喜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期盼：“希望能像别的工种一样，参加技能等级评定，获得相应的职业待遇，让技能饭更香。” 　　对于新职业而言，发布相应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从业者进行技能考级的第一步，也是后续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竞赛的基本依据。目前，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检修工尚没有技能“国标”出台，赵鑫和工友们暂时无级可考。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新职业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出台已经在提速。仅2021年底由人社部单独或联合其他部门颁布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就有35条，进入2022年，又有碳排放管理员、宠物健康护理员等超过20个新职业陆续发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征求意见稿。 　　“未来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常态化机制，企业标准高于行业标准，行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因此在人才培养、水平评价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发挥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王霆说。 　　 “技能等级证书”变“培训合格证书” 　　“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新职业从业者，不仅能提升技能水平，从长远来看，还能提振他们的信心，令其在职业发展中更有动力，同时也能规范行业管理。”刘俊振说。 　　不过，围绕新职业，培训市场上的各种“山寨证书”也层出不穷。 　　记者发现，一些培训机构故意把新职业的培训合格证书包装成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的形式，挂羊头卖狗肉，夸大证书含金量，误导求职者。 　　此前，小蝶在北京某教育咨询机构花了2480元报名健康管理师的培训班，然而拿到证书后她却傻眼了，因为机构承诺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却变成了“岗位能力培训证书”，含金量大打折扣。 　　今年3月起，人社部已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重点关注虚假或夸大宣传，以及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情况。 　　王霆指出，我国在新职业、新工种领域，相关的职业能力标准开发仍须提速，正是由于缺少官方认可的备案机构满足劳动者自我增值需求，才让一些机构有了可乘之机。 　　他建议，治理新职业“山寨证书”，政府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对不合规机构进行惩治的同时，建立备案制度，谨慎遴选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持续动态地发布新职业的就业实况、薪酬信息和相关技能学习和考试要求，方便劳动者查询。 　　王霆表示，一些业内公认的培训合格证书，其实有很高的行业认可度，关键是要提升培训的含金量，最终还是要靠市场去验“证”。

近日，被清华大学录取的两名学生，分别捐出了他们得到的资助、奖励、奖学金，其中，来自贵州六盘水的王秀钱同学，把除自己基本生活费用之外的33.7万元，捐给了母校六盘水市八中，来自福建漳州的张沈心然，将10.5万元捐给了诏安县教育局。这两名学生的捐款，都将以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的方式，用于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 　　两名捐款的同学，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出身农村，都在捐款时表示，这笔钱要用于帮助贫困学生；他们的金钱观都很朴素，王秀钱说“够用就好”，张沈心然说把钱捐给贫困学生“更有意义”，都显现出自身的格局；还有一点，就如网友留言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但有出色的才能，也有高尚的人格。 　　在两位同学的讲述中，不难寻找到他们做出善举的原因:其一是他们非常关注自己身边人的生存状况，不但可以观察到自己父辈为了培养孩子所做出的努力与付出，而且关注与自己同龄的同学们以及学弟、学妹们。他们期望自己家乡的学生，也能够像自己一样，可以拿到一张改变命运的“车票”，能够顺利地踏上新的人生之旅。这样的“帮扶精神”，也是乡村一直传承的“宝贵财富”。 　　其二是他们是在榜样作用的感召下，非常主动地作出了捐款决定。王秀钱提到“钱学森的故事”激励了他奋进向上，虽然父母都是农民，没多少文化，但非常支持他学习。王秀钱在偶像钱学森、父母与自己之间，找到了联系，而他则会顺着这条线，去追求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理想，捐款只是这个理想的一个出发动作；张沈心然提到，她在清华大学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一名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用工资资助学生，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读完之后便产生了捐款的想法，“未进清华门，先做清华人”，这样的自我高要求，更是让人觉得她未来可期。 　　每到大学录取季，总有被名校录取的高材生，成为各地令人瞩目的人物，他们自然也会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商业机构的青睐，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纷至沓来。当然，地方上对于贫困学生，也各有大同小异的帮扶与助学政策，即便王秀钱、张沈心然没有捐款，绝大多数被录取的学生，都能凭借入学政策如愿踏入校门。但现在有了两位同学的捐款，可以用“锦上添花”形容，也可以用“雪中送炭”来比喻，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做一定的“修补”工作，把那个“因贫困失学”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乃至于保障一例也不发生。当然，准大学生的个人行为值得肯定，但常态化的保障工作还是需要有关部门来推动。 　　据悉，两位同学的捐款，在当地引起触动，亦会有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加入，不断壮大奖学金的规模。相信在奖学金重点倾向于帮助贫困学生的前提下，相关管理机构，可以迅速地找到被帮助对象，让两位同学与爱心企业、人士的心意，灵活有效地被需要帮助的学生接收到。一颗爱心就会带来一片及时雨，两名同学的爱心汇入他们各自家乡的爱心源泉后，会使得这股源泉始终不断奔流，形成良性循环，滋润更多人的心灵与前程。

　为加快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工作，受人社部委托，在全国妇联的重视下，近期，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组织专家对《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初审稿）》（以下简称《标准》）进行初审。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淑文在初审会上表示，人社部将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一新职业纳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标志着家庭教育指导师将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新职业，这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注重”精神，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化、规范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会上，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标准处一级调研员王小兵对初审要求进行说明，并提出针对性、建设性意见。与会专家经过充分研讨，一致认为：《标准》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要求，对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设置合理，职业功能和工作内容划分正确，内容符合“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为该职业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提供了基础和依据。经专家评审，一致同意《标准》通过初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