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植物保护、种子处理、生物技术治理后的水稻，比滥用农用化学品的水稻根系更发达，分蘖更多。霍桃 摄

“镉大米”事件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牵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尽管近年来高发、频发的食品问题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此次“镉大米”污染事件为什么比过去发生的任何一起食品事件更令人担忧？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猪肉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吃羊肉；牛肉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吃鸡蛋，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很难想象没有重要的主食——大米。

造成此次“镉大米”的元凶，并非部分生产者或商家片面逐利的黑心行为，严重的土壤污染才是导致大米镉超标的主因。

如果说严格检疫检测可以避免瘦肉精，规范收购渠道能够预防地沟油，加强销售监管可能杜绝塑化剂，重视加工环节能够防止染色馒头，那么消灭“镉大米”恐怕无法依靠工商、质检等食品管理部门的检查、惩处、关停来实现。要彻底解决由环境污染导致的食品问题，显然复杂、困难得多。

揭开土壤污染背后的谜团

刘湘骥是湖南省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的老板。自从今年3月厂里的大米被检测出镉超标以来，他每晚辗转难眠。

“镉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刘湘骥告诉记者，他的米厂从收谷、脱壳、碾米、抛光到包装，所有程序都是物理性操作，不存在添加或产生镉等重金属的可能。

湖南省环境监测站的实测数据显示，这一区域的镉含量并未超标。湖南省环保厅法制宣传处处长陈战军对“镉大米”的成因表示疑惑，如果环境背景中镉不超标，那么攸县及衡东县为何会生产出镉米？他倾向于认为是化肥带入。

在探究“镉大米”成因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水稻对镉的吸附能力很强，遭到镉、铅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可直接导致大米镉含量超标。有关专家表示，目前看来，造成大米镉含量超标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除了铅锌矿以及有色金属冶炼等工矿企业排污外，就是化肥过量施用。有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约为66万千克，其中经施用化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一些周边没有涉重金属工业企业的地方，生产出来的大米仍会出现重金属超标，原因就在于农业投入品被滥用。

湖南省地质研究院教授童潜明表示，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其大米镉超标与土壤本身的镉含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是使用的磷肥中镉含量高，而这一问题在全国都较为普遍。

他介绍说，从原料开采到加工生产，化肥成品总会带进一些重金属元素或有毒物质，其中尤以磷肥为主。磷肥的生产原料磷矿石，天然伴生镉，不当施用磷肥会造成土壤镉污染这已经获得国际公认，在部分欧美国家，磷肥中的镉含量被严格立法限制。

另一位湖南省的农业专家说，湖南是目前全国土壤酸化面积的一个省，全省耕地中有2/3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土壤酸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增加重金属在土壤中的活性，使其更容易被作物吸收，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导致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以及不合理耕作等。因此，化肥农药的滥用已逐渐成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

用与不用的两难抉择

近20年，我国彻底摆脱了历史上饥馑频发的困境，农业产量跃居世界之首，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密不可分。在人口激增、耕地短缺的严峻现实面前，使用化肥农药，一直被认为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必要途径。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化肥农药生产、消费大国，也给生态环境埋下了污染隐患。

此次“镉大米”危机的爆发，便是敲响了环境容量到达临界点的警钟。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粮食需要离不开化肥农药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化肥农药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我们似乎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苏德纯对当前面临的土壤污染问题忧心忡忡：“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中的重金属无法降解，而且分离难度大，修复起来非常困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也曾表示，即便在轻度污染的地方，要除掉土壤中的重金属快也要3~5年。

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目前我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如果采用植物修复法，按照每亩地修复成本两万元计算，总体所需资金将达3万亿元。而环保部门的另一项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新的污染来源，我们必将为环境污染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温铁军，经济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怀揣着探索“零污染”的生态农业的梦想，他来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用60多亩地搞起了有机农业试验。为了推广无化学污染的有机农业，种植出健康的绿色作物，恢复土壤肥力，温铁军要求，试验田里不施化肥，不打农药。

可是，3年下来，试验田里农作物的长势却远远不如只有一墙之隔的普通农田，这令许多人对有机农业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怀疑，而温铁军认为：“用化肥伺候地是个恶性循环，我们要3年不用化肥才能使现有土壤脱毒。”按照温铁军的试验，土地脱毒和恢复地力需要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生态农业取得成效前，土地将出现3年低产。而如果试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意味着全国的耕地都将出现3年低产。那么，这样的损失谁又能承受？

尝试突破发展瓶颈的方法

既要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的供给，又要限度地保护环境、逐步减轻土壤污染负荷，就必须探索出一条科学种植、合理控制化肥农药用量的新路，踩住土壤污染的“刹车”。

据衢州市植保站站长徐南昌分析，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因此，农药减量的意义更多在于降低生态系统的污染负荷。“更多水稻”项目就是拜耳公司为中国水稻农户提供的一种农药减量化植保技术。从目前设立的近300个示范项目来看，已经取得了植物健康、增产增收、减少化肥农药用量的显著成绩。

在浙江省龙游县，记者看到，相隔一步之遥的两块水稻田因为采用不同的植保技术，产生了明显差异。同样品种的水稻在经过拜耳公司研制开发的“高巧”拌种技术处理后，长势茂盛、秧苗稠密，而未经处理的田里，水稻稀稀落落、参差不齐。

龙游县植保站站长张晨光欣慰地向记者介绍说：“经过实验，拜耳的解决方案比农户自主用药，亩产提高了18千克~190千克不等。去年在农业部农技推广中心的支持下，拜耳公司提供样品进行大面积实验，得到了每亩平均比过去增收202元的成效，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他特别强调，这一项目绝不是单个植保产品的叠加，而是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不仅通过减少农药使用次数，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更重要的是农药使用减量也降低了环境风险。

48岁的柴茂清是当地的种粮大户，2012年，他采取新型植保技术创下了衢州市单季稻的单产纪录941.1千克。他对记者深有感触地说：“自从用了拜耳提供的植保解决方案，施肥和用药量明显下降，过去180天成秧期要打5次药，现在只需要打3次，用药量也减少了七成。用药少了，人力成本随之降低，收成却涨了。既保护环境又降低成本，让我们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这种减量使用化肥农药的方案，启发我们为保障粮食、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开展更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